作者：华生 2010年3月11日
提要：建国伊始，中央提出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矛盾，但为实现这个工业化目标而采取的“三改造”后来被证明是一条太大的弯路。1957年大跃进的经济冒险失败导致主要矛盾被修改，以致发生了更大的政治折腾。
30多年前打开国门后的巨大落差，使尽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成为全党和全国上下的共识。但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成为阻碍这个转型的主要障碍。改革开放的道路正确地回应了时代的挑战。政府和市场的合力造就了3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动力都在明显衰竭。面对外部摩擦与资源依赖、内部有效需要不足，以及城市化速度很快，质量很差，中国社会从二元转为特殊的三元，城乡和贫富的两极分化成为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因此，中国正从经济改革转入社会改革的时代。与经济改革以经济自由为旗帜不同，社会改革以公民权利的平等为旗帜。在社会改革阶段，中国不是要加速而是要夯实城市化，完成新城市建设，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国家财政税收体系的改革和社会事业领域向公众开放的改革。通过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接力交替，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完成现代化转型。
恰好在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这列高速运行的火车，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后危机时代外部摩擦加剧、内部需求与资源约束的挑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还能持续，已经名符其实聚焦了世界的关注。况且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类似，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开始超越三、四千美元之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人们相互牵制乃至冲突的要求开始集中涌现。因此，中国是能智慧与平稳地在本世纪中叶完成自己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转型，还是会象很多进入这个阶段后的发展中国家一样，由于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在临门一脚时落入“发展的陷井”？这显然是中国人在本世纪要面对的主要挑战。在历史掀开新的一页的时候，回顾过去6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演变，认识当今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制约，寻找和启动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引擎，显得尤为重要。
建国头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与应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按照当时传统的工农业总产值统计，农业约占70％，工业占30％，按照增加值计算，工业的份额则要更低得多。即使经过建国后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到1952年末，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也只占GDP的20%，而职工就业人数仅占总劳动人口的7.4％。因此，1953年中央政府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当时设想是三个五年计划，约15年），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一化三改造”，既给出了目标，也指明了途径。结果，从1953年的粮食棉花的统购统销开始，三大改造进展神速。以至到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主席已经可以宣布，我们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现在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他在致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正式提出了“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的目标。据此，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回过来看，这个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与胜利了的党和人民都急切企盼建立先进工业国目标之间的距离和反差，确实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中国人的心态和愿望。
遗憾的是，后来人们才逐步认识到，尽管建国初期确定的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冷战对立环境下，其选择的道路和途径被证明是一个太大的弯路。因为为了“一化”而实行的“三改造”，实际上抛弃了建国的“共同纲领”确立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使中国经济套上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笼子，经济生活逐步失去了动力和活力，走向封闭和僵化。国家工业化也走向了牺牲农业、掠夺农民从而使工业化失去长期可持续发展基础的畸形道路。
但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三大改造的迅速完成，进一步助长了高层的乐观情绪。在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矛盾的假设下，以“最高速度来发展我国生产力”成为时代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1958年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经济浮夸和强制人们吃公共大食堂的人民公社，并没有实现“超英赶美”，让人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是不能不付出惨痛的代价。这种情况反映，即使是确立了正确的目标，抓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错误的途径和疯狂的引擎同样也会导致经济生活出轨的灾难，结果反而是揠苗助长，欲速而不达。
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大跃进的惨痛失败及其随后的三年调整，虽然宣告了建国以来最大的经济折腾的终结。但毛泽东其后对经济目标的放弃或淡化，转而追求同样甚至更加雄心勃勃的政治目标，导致了危害更大的政治折腾。大致从建国的第二个15年开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被修订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从此，促生产只是成为抓革命的一个辅助结果。经济上的挫折和政治上的转向，使得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中，中国人虽然历尽艰难困苦，建设起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框架体系，并在若干领域有所创新和突破，但先进工业国的目标在整体上远未可及。到1978年底，尽管多少借助于农产品的计划低价，工业增加值已经显著超过农业，但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至少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在显著拉大。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矛盾演变
1978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党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面对开启国门后中国与发达世界的巨大差距，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自然成为全党和全国上下的共同诉求。但是，在过去的30年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桎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手脚。改革思想的萌动不能不面对着僵硬的现实：除了为应对1960年代的饥荒而被迫保留下来的一点农民的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之外，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几乎取消了人们全部的经济自由。这使得任何谋求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努力都举步为艰。因此，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缺乏生机的单一公有制其实质是政府包揽一切的统制社会与现代化转型的冲突，就成为新中国第二个30年开启的时候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幸运地是，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经受住了国内外各种剧烈变化的考验。邓小平坚持以改革开放的旗帜，既反左又反右，其实质是要在有效使用强大既得政治资源和维持社会组织框架稳定和连续的条件下，全面去除走极端的泛意识形态化，拒绝照搬任何理论和别人的模式，以确保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因为邓小平确信，要发展要富裕是这个历史阶段上中国绝大多数人最急迫的真实需要，不能让少数人的价值偏好和极端诉求挟持改革的航向。不难理解，这个看似多少实用主义的路线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来自两极的责疑、批评和冲击，但最终却使中国人走出了近代以来现代化努力和民族的集体行动最成功的实践。其奥妙就在于，改革开放的道路正确的回应了时代的挑战，抓住了破解阻碍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枢纽和途径。以开放为例，中国立足于承认自己严重贫困落后的现实，实行大胆的同时又是分梯度的对外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封闭性。裹持着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外国资本进入了国有制从来天然垄断的国民经济众多重要领域，不仅开创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竞争的局面，还带来了资本市场不可思议的发展与繁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信息、技术、管理与经验、资本与人力资源全面进入中国，使中国人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和比较成本优势，在短短三十年中，奇迹般地缩小了与发达世界的鸿沟。中国从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世界舞台上的一个落后者、后来者和原本时常被担心的经济危机和崩溃的诱发地，迅速成为即使是西方近代以来从来傲慢的霸主们再也不能忽视的主要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
相形之下，中国自己的体制改革则一直多少显得动作缓慢而且步履蹒跚。但尽管如此，甚或正因为如此，它平稳地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和成功。城镇居民和回城知青的就业压力催生了首批个体工商户的繁荣。农村变革的包田到户，发端了农民的种植养殖自由，乃至外出打工、经商办企业的经济自由。起初显得是渐进和妥协性的双轨制价格改革，在改革的第一个15年尚未完结时就基本瓦解了原本包罗万象因而必然僵死落后的计划价格体制，使反映供求变化的价格信号成为调节绝大部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要杠杆。1990年代初允许民间办企业办公司的浪潮很快造成了公职人员下海经商和民间创业改制的热潮，公私资本竞争发展的新格局在众多领域逐步形成。
甚至在中国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下注定了的强势政府，由于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促发展的国际竞争和地方竞争，其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样，改革开放在中国竟然不是瓦解政治权威和组织资源，而是形成了强势政府内部上下反馈推动经济发展的合力。正是由于存在国家和市场同向推动的合力，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是破除计划经济与单一公有制这个发展主要障碍的灵丹妙药，中国才创造了30年持续不衰高增长的经济奇迹。
但是应看到，随着体制的转轨和经济的转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至少大致从新世纪以来，已经开始出现变化的迹象。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使命并未完成，但其中的因素已经变得日益多元和复杂。以开放为例，打开国门所带来的震聋发溃效应早已衰退。中国人对发达世界的了解和理解，已经开始明显多于对方对我们的知晓。技术、管理和经济体制的差距都已经大大缩小。西方世界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和压力，技术封锁、经济壁垒和贸易摩擦都在加剧。因此，封闭已经不是经济发展受限的主要方面。对外开放的步伐能走多远更少再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而是国家利益的考量和你来我往的博弈和算计。
就改革而言，中国已经在整体上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体系。当然应当看到，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在若干重要领域并未完成。麻烦的是，这不少集中在能源公用类自然垄断或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这些大众及政治敏感的领域。这些领域哪些要推进和如何推行市场化改革，哪些不能或不宜简单市场化，早已不是改革初期的改革与反改革或保守之争，而是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宏观经济社会的整体平稳，而不能再简单地以市场化为旗帜。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这些领域产品或服务的提供方，基本上是以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为主。在这些领域激进的私有化会使私人资本和家族控制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和社会事业领域，这必然会带来社会大众本身的分化和反弹以及造成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巨大动荡。显然，改革的取向和分野都已不再象初期那样单线条了。
因此，大致从改革开放30年的后期即本世纪初开始，封闭僵化的计划体制和单一公有制与现代化转型这一主要矛盾的地位就已经开始逐步发生微妙的变化。一些领域的市场化不足和另一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与畸形商业化，国有经济改革的不彻底和公产改革中的流失瓜分与巧取豪夺，同时困扰着中国社会。庞大的事业单位的改革尚未真正起步，就能预窥其中的复杂、阻力和不同人群的利益纠葛。社会财富是急剧增长了，但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似乎更快和更让人难以忍受。而持续高速增长后的环境、资源和健康的高昂代价，伴随着市场化和私有化而急剧发展的权钱交易和腐败增长，使得改革的取向变得空前的扑溯迷离，并越来越多地受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牵制和影响。这样，当几年前产权改革迅速横扫几乎全部中小型国有和集体企业，廉价瓜分公产的盛宴开始向大中型企业漫延，从而引起了普遍的社会不满时，一些经济精英沿用改革初期的老思路，简单地把它总结为第三次改革与反改革的大论战，就与改革初期泾渭分明的分野不同，并不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正面回应。而近年来决策思想开始向民生和公平的多少倾斜，尽管在各界精英队伍中引起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但却赢得草根民众的自发拥戴。可见，当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理论和实践都需要与时俱进。
今后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与挑战
从经济上看，中国下一步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是内部需求不足和外部资源依赖。中国的外贸占GDP的比重远超美、日等经济强国。同时，主要工业原料资源如石油、铁矿石、铝、铜、铬、钾对外依赖度均已攀升至50％-90％以上。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外部需求急剧萎缩造成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已充分表现。中国对世界资源的巨大胃口也引起日益增大的焦虑和警惕。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份量中的地位急剧上升，我们这样的大国再长期依靠外部需求和资源来拉动经济增长，已经不太现实与充满风险。而以政府的投资和财政货币扩张去拉动经济，可以应对一时的危机，显然并不可持续。实际上，在5年前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国家已经把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缩小贫富差距，改变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作为首要原则加以强调。那么，为什么在十一五进入最后一年的时候，我们距离这个目标仍然至少和开始的时候一样遥远？搞清这个问题，对认识当前及今后长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和矛盾极有帮助。
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的增长方式本身就是中国市场化导向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产物。发展的制度框架、利益结构和路径依赖制约了人们想象或希望的发展方式转变的空间。在这样一个受限的空间中，经济改革的动力衰竭已不可逆转：价格已经基本上都市场化了，剩下少量水、电、气、热等能源公用事业价格的改革也箭在弦上，困难只在于人们不同利益诉求的平衡；国企国资体制是经济改革尚待突破的主要领域，但解决的路径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因为在寡头竞争的现代经济中，即使不考虑政治因素，国退民进可以让国有央企寡头消失，但并不能消灭寡头本身。代之以东方社会不可避免的私人和家族寡头除了会显著激化社会矛盾和大大增加官商勾结的级别和危险，在当今阶段上并看不出它能给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多少积极因素；即使是大家都同意的政府职能从经济发展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虽然肯定是整体改革的一个目标，但即便不考虑金融危机导致的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再认识，在一个典型东亚类政府主导的发展起飞模式中，当经济还处于高速运转轨道时，中央政府的作用能否和怎样淡出，而左右着区域经济振兴格局的强势地方政府的角色能否和如何弱化，都还是并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因此任何要承担后果和责任的人，很难敢让牵引高速前进的列车引擎熄火。显然，在一个开放变为利益博弈、改革变为经济算计的新时代，我们需要跳出改革思维的习惯定式。
回顾历史的变迁有助于我们获得未来的启示。过去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广泛深刻的变化，就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已经变为一个由于其庞然体量而真正巨型的工业制造大国。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已下降到GDP的10％左右，制造业的GDP总量早已稳居世界第二，而且不久将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崛起的世界工厂地位震撼和改变了全球生产、制造、运输和资源消耗的版图。相应的，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从30年前只有0.2左右上升到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计算的接近0.5，即从世界上最平均主义的社会变成最不平均的国家之列，不仅超过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也显著超过了很多经济家族化的发展中国家。这在中国社会的主要资本存量还在很大程度上为公有的情况下，本来是很难理解的。这除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结构的失衡外，不能不归结为中国计划统制时代的最大社会遗产即城乡隔绝的二元体制。这个遗产造成了市场初次分配的严重扭曲和中国独特的转型之路：它以充沛的廉价熟练劳动力和最自由因而也是最无保障的劳动力市场成就了世界工厂的伟业，以对资本的热情渴望和对劳动公开的身份歧视与权利剥夺推动了令人眩目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财政收入扩张，却使劳动分享的收入比例在总体上不断下降，以至创造供给的工业化得不到产生需求的城市化的呼应和配合。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内需不足不过是这种发展方式的自然结果。
这里要澄清的一个最大误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并不是没有城市化，甚至也不是城市化速度太慢。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到2009年的46.6％，每年平均增加0.9％以上，而且1997年城市化率达到30％以后开始加速，近12年来年平均增加1.33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前期的两倍左右。这个速度已经绝对不低于任何其它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发展。即使按照年增加1％城市化率的速度，中国在5年内城市化率就超过50％，在30年即2040年之前就超过75％，将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提前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绝对惊人的和震撼的速度与跨越。如果保持近年来的加速度，将意味着中国要在今后20年左右提前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这不要说我们的政府和国人都完全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那也极有可能演变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大跃进。因此，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如现在很多人一般呼吁的，要进一步加快城市化或城镇化发展，因为能否加速发展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承载能力。我们的目的不是盲目地为城市化而城市化，因为搞得不好，就会出现如我们在有些地方已经看到的，变成“农民上楼致贫”、没有就业和生计的城市化，变成失地农民和被挤压的市民都不满意的“被城市化”，甚至变成明目张胆掠夺农民土地，体现政绩的样板城镇化，变成资源环境无法持续承载的城市化。我们必须牢记1958年的大跃进所揭示的深刻教训，正确的目标也需要正确的途径，否则仍然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因此，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内部消费需求不足不是因为城市化速度太慢，而是质量太差、发展畸形。畸形的城市化导致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助推了国民收入分配的两极化，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其核心是中国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断了农民转为市民这个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进程。
从社会整体结构上看，主要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被卷入工业化的几亿农民（外出打工约1.5亿人，在本地打工的约1亿人），不算家属已达2.5亿人，虽然就其职业来说已经完全成为产业或服务业的工人，在很多领域如建筑业、制造业、采掘业以及大部分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但是他们并没有自然转化为城镇市民，而成为特殊的农民工阶层。这个庞大的社会阶层连同其直系亲属，超过了现在中国城镇全部户籍人口，但却落入了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造成的进不来又越来越退不回去的陷阱中。这个最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扭曲和失衡，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首要障碍。不从这个主要矛盾入手，中国内部消费需求的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贫富分化的加剧、城乡两极的畸形发展，都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因为任何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国家的最大的结构是城乡结构。它决定了需求、供给和资源与收入分配，离开这个中心谈结构调整，只能是缘木求鱼。中国今天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由于我们特殊的转换模式，已经从二元经济结构变成中国特色的三元即三三制的结构：大约三分之一的城市户籍人口，三分之一的纯农村人口，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及其直系亲属漂浮在城镇与乡村之间。天下大势之三分之一人口处境尴尬、进退两难，是结构失衡和社会不安的根源。这三分之一的人口往哪里走，决定了中国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格局。而迄今为止农民工家庭的情况基本是，人往城里走，房往乡下建，父母分居，子女留守，老辈种田。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是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是民生福利的最大损失。
回到国内需求的角度，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贫富两极分化，大多数老百姓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这来自两大因素。其一，是因为劳动报酬在GDP中比例太低，其首要原因是随着农民工替代城市职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低收入低福利大大压低了劳动分享的GDP比例，再加上制度和政策对资本和财产收入的倾斜，从而显著增厚了企业与政府的分享比例。其二，是直接来自城乡收入差距太大，大约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倍多到中国社科院估算的5倍多之间，与此相应，农村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0.3％。到2008年直线下降到仅为8.87％，这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这样就进一步把中国的贫富差距从市场化改革后城乡分别上升到的0.3-0.35拉大到0.5左右，如果加上统计数据没有反映的部分则更高，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除个别小国外最悬殊的国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源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农产品的计划低价与强制征收，现在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各种农业补贴措施的出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有增无减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来自农业小块土地的非规模经营产出效益过低和国家财政的更大城市倾斜，另一方面来自城市对乡村在新形势下的双重掠夺：即农村地区微薄的财政和农户收入既要承担主要教育培训负担，为城市现代产业提供源源不断具有初中等教育水平的熟练工人，同时又要负责在城市掠夺性使用后的中老年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养老、医疗和安居等负担。
由于中国迄今为止的城市化进程排斥了已经卷入工业化的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几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就不是农民转化为市民那样一个城市化的正常道路，相反是随着城市的扩大和城市建设的升级美化，把众多在城市发展过程多年参与建设的外来人口不断从城中村、城郊村赶走的逆城市化过程。由于把进城农民驱赶出了自己的视野，城市化建设走上了围绕封闭的城市户籍人口自我循环和自我扩张升级的道路。大马路、大广场、大户型和大办公室迅速赶超人均收入是我们5倍、10倍以上较发达乃至最发达国家城市的水平。城市的规模像摊大饼一样一圈一圈的成倍扩张，但它们几乎完全不是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准备和兴建的，也绝不是农民能住得起的。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当然吸引了众多的外来人口加盟，但是这主要不是仅仅作为建设者和过客的农民，而是从中小城市再转移谋求更大发展的市民以及乡镇中首先富起来的企业主、官员和城市精英的亲属等社会阶层。由于外来落户的移民几乎只能用金钱打开城市本来封闭的大门，他们的加入进一步促进了都市的奢华。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的畸形发展开始不仅根本排斥农民的进入，并以其不断抬高的安居成本将被都市吸引的寻梦青年挤压到生存的边缘，进而威胁到自己那些收入不高的本地户籍居民。都市房价的飙升只不过是这种畸形城市化的一个标志和副产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媒体上很多人宣扬的相反，这与本来意义上的城市化即农民进城转为市民并不相干。
与城市的畸形发展相对应的，是农村发展的瓶颈和困境。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已经不属于传统的农业、农民、农村，他们早已离开农业，也已不再是农民，很多人尤其是第二代已经不可能再重返农村，但他们仍然被定格在农村，建房在农村，被称为农民工，占据着自己已经基本空闲半空闲的宅基地、住房和无力或不愿再耕种的土地，压缩着其他农民的生存空间。对青年农民既无系统培训又无社会保障的掠夺性使用，使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成为招手即可来、挥手必须走的临时工。中西部地区大多依然贫困落后的乡村，年复一年的培养和为城市输送熟练劳工，同时又在他们开始被城市抛弃时接纳他们，为他们提供最终的栖身之所。显然，在农村最好年华的劳动力都是候鸟的时候，新农村建设当然很难展开和取得真正的成效。
这样，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而急剧放大的城乡两极分化（按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尽管中国沿海城市的人均GDP已经进入发达水平，但中国乡村仍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加剧了规范或不规范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本身所必然产生的贫富分化，形成了中国社会增大的撕裂，造成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和重复生产出无力与经济发展同步升级的低端劳动，从而形成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瓶颈。同时应当指出，这种发展方式也是以农村廉价劳动力资源无限供给为前提的，当这种劳动资源由于掠夺性使用而提前枯竭时，我们看到这种发展方式也将被迫或快或慢的终结。因此，在进入21世纪上半叶的今天，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原动力急剧衰减，而城乡和贫富的两极分化已经上升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主要障碍的时候，改革和发展思维的重大调整和重新定位，已经迫在眉睫。
以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改革为旗帜突破发展瓶颈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指出，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是以经济改革带动整体改革。经济改革以经济自由为旗帜，打破了中国人包括占人口主体农民的人身依附。中国人自由择业和创造力的迸发，通过市场经济实现了效率释放和物质财富的喷涌。但它也留下了城乡和社会严重两极分化、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产业和基础劳动者素质都难以提升的遗产，从而严重阻碍了现代化继续发展的道路。这样就到了要以社会改革带动整体改革，突破发展瓶颈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时代。社会改革不是经济改革的终止，而是对经济改革的巩固、继续和深化。社会改革以公民权利的平等为旗帜，其主攻方向是打破对人口主体农民的身份歧视，提供和保障在财产、权力、关系和名望等资源分配很不均等的市场经济中国民及其后代参与竞争的机会平等，实现公民在从业、迁移、教育、医疗、居住和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权利均等化，实现效率与公平、劳动与资本、公众与权力之间的制衡，实现不断拓宽和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通过从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到政治改革的接力交替，在本世纪中叶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社会改革第一个首要内容，是新城市建设。
新城市建设有三个含义。一是解决畸形城市化即城市膨胀与市民增加完全脱节这个导致当今中国内需不足、城乡和贫富分化的主要问题。二是相对和配合于新农村建设。因为没有新城市建设大量吸纳农村居民，新农村建设就没有空间和余地，也不可能真正科学规划和发展。三是相对过去资源消耗型的城市规模扩张道路，走集约型资源环境可持续的新城市化道路。
新城市建设首先是科学的战略规划布局，即解决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制约下城市在哪里建和怎么建的问题。我们原先的城市化建设，城市面积规模成倍扩张，但没有转化落户几个农民工成市民；钢材、水泥耗费量已占世界年产量的40％和50％，但几乎没有给转移来的农民工家属盖过房。结果还造成土地匮乏，交通拥堵，房价昂贵，空气污染，水资源瓶颈。中国在今后20、30年要成倍增加市民人口，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显然不能沿这条老路走下去。仅靠顽强地限制大城市人口，一般地讲去发展法治和管理都更为松弛的中小城镇，没有科学测算和规划，没有产业和就业的相应转移，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圈地扩张、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因此，做好在20—30年内安置中国75％以上人口的城市化规划布局，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因为这已超出了市场本身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对于资源环境好，规划发展的城市和集镇，要有土地、人口、产业和财政政策的全面倾斜，对不需扩大乃至要收缩取消的城市和集镇，要有严格限制性的政策措施。而不能象现在这样，一面把新产业、新建项目和财政资源集中配置在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一面泛泛地说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一面严格控制大都市的市民人口，一面大举扩张其规模面积，形成严重的错位和脱节。
新城市或城镇群的建设，应当贯彻资源节约、居民和环境友好的方针，科学规划和预先布局轨道公共交通、居民生活方便和环境保护优先的建设蓝图，并具有充分的前瞻性，避免过去在城市发展中惊人的重复拆建和资源耗费。因此，科学规划的核心是要对所有就业的常住人口及家属负责，全面考虑住房、教育、医疗、社区服务等设施的布局和建设，变为部分人服务的奢侈规划、面子规划为满足全部就业和常住人口基本需求服务的便民惠民规划。这才是中国今后几十年最强大和最可持续的投资与消费需求。
其次，新城市建设的基础是城市户籍制度的全面改革。不错，户籍本身并不是要害，关键是隐藏于其后的住房、保险、教育、医疗等福利制度。但是，户籍与这些福利制度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户籍管理制度，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制度的核心所在。没有户籍制度的壁垒，其他所有对外来人口歧视性的福利安排就失去了区分对待的前提。正因为如此，下决心分步取消对外来人口的公民歧视，当然是新城市建设的核心，也是今后区域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
由于户籍制度牵一发动全身，直接关系城乡两头亿万人的利益，是中国城市化建设成败的关键，所以既不能回避绕道，裹足不前，又不能盲目冒进，一蹴而就，而需要多管齐下，逐步推进。
一是要转观念。现在不少人对中小城镇的户籍松动犹可接受，但对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却有莫名的恐惧和不假思索的拒绝。其实，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恰恰首先是在大中城市。应当看到，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从来是政府规划和市场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世界上有自由迁徙权的国家是绝大多数，并没有导致所有人都跑进大城市去了。相反，大、中、小城市和乡镇协调有序发展的国家比比皆是。只要我们不将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体育资源统统集中向个别大都市配置，只要改善城际和城乡间的交通条件，只要允许城里人下乡置业，人们自然理性的选择并不必然都是大都市，市场和就业本身都会发生调节作用。
二是要开城门。应当说现在许多大中城市的城门也开了一个缝，给少数购房投资者和政府认可的各类精英即给有财或有才的人进来，但这是在民族国家内不应该有的公民歧视。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国家间移民即接受新国民的相关制度安排，其核心就是以满足一定年限的合法就业作为移民入籍的主要尺度。因为如果是本地人口不能或不愿意承担的工作，外来移民合法的承担了，就没有歧视其入籍的正当理由。发达国家的国籍尚且如此，何况同为一国公民的外地人口。以稳定就业为首要标准的落户入籍门槛，其内在的合理性在于：一个城市需要他（就业）的国民，就有成为市民的合法权利。其实，现在不承认这些人的合法权利实际上不过是鸵鸟政策，甚至只是掩耳盗铃。因为这只是人为的设置了身份歧视和治理盲区，并不能改变他们作为长住居民在城市工作和消费的客观存在。
三是要削城墙。城市户籍的真正含金量，是其背后的各项福利制度安排。在一步拆除户籍藩篱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分步拉齐本地和外地人之间这些单项福利待遇，显然有助于户籍壁垒的最后拆除。近年来已经开始的这方面努力，应当继续大力推进，而现在最急迫要解决的，是外来工子女平等的教育权和外来人员申请保障房的平等居住权。
再次，新城市建设核心的基本制度设计是城市面积扩张与市民增加挂钩。由于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问题是速度太快、质量太差、消化不良，因此当今的主要任务不是加速城市化，而是夯实城市化。城市发展必然形成土地需求，现在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城郊失地农民的补偿和权益。实际上国家征收城郊土地并安置完全失地农民为市民是从计划经济以来的政策，其中特别是在重大工程和远郊开发区的征地中长期存在严重的补偿不足问题，而在真正城中村、城郊村的农地补偿中已开始出现补偿致富与漫天要价的情况。有意思的是，在农民工等外地人起码的平等市民权与城郊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之间，不少人似乎更在意后者权利至高无上的保护。其实正如为了避免对现有城市户籍人口的既得利益造成太大的冲击，我们不能仅从外来人口的平等公民权利出发，就要求一夜间完全废除户籍歧视一样，同样，照搬后城市化国家的案例，单纯从城郊被占地农民的财产权利出发，主张城郊农民有权主张任何垄断天价，独占城市化的收益，显然也不公平正义。因为城市化成本的飙升，必然损害更大多数将进入城镇的非郊区农民的生存权利。
应当看到，不可逆的城市化过程意味着今后二、三十年我国绝大部分农村人口的市民化，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将这些人口居住的全部国土城市化。因此，城市化占用土地问题的实质是要在有限扩张的城郊土地上安置不仅少数城郊农民，而且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移民。现在不少地方政府热心试点的农民宅基地换住房、土地换户籍等双置换改革，其主要局限就在于他们只着眼于城郊土地的升值和少量被动城市化的失地农民而忽略了真正需要安置的主体是几亿农民工及其家属。所以，过去我们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弊病就是城市土地规模扩张与市民人口增加脱节，因而失去了城市规模扩张的内在平衡机制，使城市化成为没有市民同步增加的恶性膨胀和畸形发展。新城市建设的关键一环就是要建立城市面积扩大与市民增加成比例的平衡机制。这样，一方面城市扩张必须以接纳新市民为前提，另一方面，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也会不断释放出更大面积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对不同资源条件的城镇设置不同的建设用地扩张与市民增加的比例，还可以体现全国整体的城市规模布局的引导。唯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在中国强势地方政府的情况下，遏制城市特别是中小城镇盲目扩张膨胀的趋势，避免现已被广泛接受的城镇化口号不致被接过去演变为一场新圈地运动的灾难。给城镇扩张扣上增加享受相应福利保障的市民制笼头，通过就业落户入籍和城市新增土地与接纳新市民挂钩的双重约束，才能使疯狂吞噬土地的城镇不致成为脱缰野马，使城市化重回健康轨道。
社会改革的第二个基本内容，是以城乡和劳资关系为中心的财税体制改革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以遏制两极分化的恶性发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首先，要全面推行全国统一能接续转移的城镇劳动就业的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体系，保障在非农产业就业劳工的基本公民权利，使农民工享有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劳动保险保障，改变今天仍普遍存在的农民工劳动时间超长，劳动及安全健康条件恶劣、没有或缺乏保险、保障水平畸低等权利歧视现状。各地政府应将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住房需求全面纳入城市建设和发展规划，优先为长期就业的农民工提供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从而使劳动力的再生产在不依赖和掠夺农村的情况下也能持续。中央和各级政府均应专项拨款进行劳工的职业技术培训和就业培训。城市政府要无条件提供在当地就业的农民工子女享受公费教育的平等权利。为防止和阻断贫困的代际转移，国家财政应倾力支持农村的基础义务教育，并对约占农村人口半数、仍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民子女在义务教育之上阶段的学习提供全额的助学金，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民的子女录取在重点高校或普通高校国家鼓励的相关专业的大学生，专项安排提供在城市落户入籍的指标，鼓励和激励农民实现通过教育脱困进城、改变人生的理想。
其次，要全面清理和改革税收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承认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权利平等和公平正义。现有的税收制度安排和操作惯例，对改革开放前期打破平均主义和资本稀缺条件下的资本快速积累，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财富的迅速累积和贫富两极分化的急剧发展，随着税收征管的制度建设和信息技术条件的发展，这套从征管方便出发但在总体上对劳动收入严厉苛刻、对资本和财产收入松弛优惠的税收体系的消极作用已非常突出，需要全面清理和改革。
以社会反映最强烈、也是国人拥有最主要财产的房地产为例。从开发环节看，尽管房地产商普遍否认房地产业的暴利，但房地产业这些年来是我国产生富豪最多最大的行业，应当是不争的事实。房地产业利润丰厚的主要原因，不是房地产商的特殊智商或努力，而主要是在楼价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土地的巨幅增值。近年来随着房地产景气的起落，断断续续打击“囤地”的行政检查，由于利益冲突、责任不清，收效甚微。土地增值税本来是调节房地产商因占有社会的土地资源获取超额利润的主要税收杠杆，而税法规定在土地增值200%以上的边际税率已达60%，如果严格执行征税，加上所有企业均应正常缴纳25%所得税，房地产业根本不可能暴利不断，使原本从事各行各业的企业家趋之若鹜。但我国土地增值税从1993年颁布后长期并未真正执行，有的采用以销售额预征1%的办法了事。这在城市土地价格暴涨的情况下，当然只能是毛毛雨。2007年初虽开始启动土地增值税结算，但扣除项目繁多、减免面宽，并未真正奏效，以至房屋销售价较获取土地的楼面地价成倍飙升，土地增值税都征不来多少。这种情况导致国家竭力要振新的十大产业仍在艰难起步，而不在振兴之列的房地产业却赚的盆满砵满。
再从房屋转让环节看，现行税制对普通居民转让住房在交易环节按交易额征收很重的营业税、契税，严重阻碍了二手房这个本应是房地产主要市场的发展。本来居民通过交易转让自住房，可以在不增加任何社会负担与资源占用的情况下，实现双赢和多赢，满足和改善居住、上班、入学、就医等各种不同方面和层次的需求，又可衍生发展大量吸收就业的中介机构等第三产业，有百利无一害，应大力鼓励发展。因此，房地产交易环节的各种税收应尽可能减征、免征。现在投机投资性炒房、囤房主要是谋求买卖差价，用提高交易环节税收的办法去打击是误伤率太高、效果又差的笨办法。限制以投机投资为目的炒房囤房的最有效武器是增值所得和保有环节的税收。而我们现在保有环节的不动产税即现被称之为物业税研究多年尚无眉目，个人卖房的土地增值税已暂免了10多年，就连20%的财产转让个人所得税也普遍采取自愿原则。凡不主动提供原购房成本的转让，各地均按交易额1%征收替代。这样在楼价暴炒飙升中的转让收益尽归炒家所有，楼市炒风自然此起彼伏，方兴未艾。使事情更加糟糕的是，税务部门依循的住宅交易指导价一般都滞后多年，价格往往不及现在实际成交房价的一半，这样为了规避税费，卖家净得、买家自负的交易潜规则使“阴阳合同”在全国长期普遍流行，乃至成为境外人们热议的“中国特色”。其实，只要多少理顺税收制度和征管，如非自住房的转让恢复征收土地增值税，严格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对超过人均住房面积的住宅或非自住房和别墅及高档公寓房开始按年征收递进的不动产税，房价的炒作和囤积就会被釜底抽薪。同时国家应明确住房的商品属性和公民基本需要的双重属性，全面启动住房建设的双轨制，逐步使以公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房达到占全部住宅的三分之一。国家要用立法保障廉租房等公共保障房建设和明确资金拨付不到位的法律责任，保证所有城镇就业者有尊严的居住。这样房价的稳定和合理回归并不困难。这里的关键是要破除高房价等于房地产这个支柱产业发展和金融稳定的荒谬和迷信。正如中国股市市盈率的大幅下降迎来了股市的大规模可持续发展一样，房价只有保持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合理比例，才会有中国房地产业的真正可持续繁荣和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
与楼市长期暂免高达60％的土地增值税，又将20%的财产所得税变通为1%的交易额征收，以及股市也长期免征20%的个人所得税截然不同，现行税制对劳动者往往只有楼市、股市所得一个零头都不到的工薪所得税率奇高、执法甚严。目前对工薪所得从月所得2000元人民币开始起征，税率实行快速累进，在10万以上税率即升至45%，而且没有任何变通、减免。其实工薪所得并不是劳动的净收益，它还包含了劳动补偿即劳动力的成本在内。相比之下，房市股市中从几十万到几十亿的净利润不纳或很少纳税（如个人持有的发起人股转让原来获利几十亿也不必交一分钱的税，从今年起才开始实行不追溯以往的20%比例税），由此可见，这些年来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直线下降，绝不是偶然的。
应当指出，与劳动者工薪所得的高度透明不同，作为一个法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撇开各种非法收入不说，我国的资本和财产所得还大量以非货币化的正式或灰色形式存在。这里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官员、类官员的非货币化住房、消费、用车、医疗、出行、随员等特殊待遇和福利，企业主、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大量摊入企业成本的巨额个人费用等等。这些情况的存在，显然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失衡和两极分化的发展。这也是我国虽然人均国民收入排在世界的100多位开外，但却已成为世界上最火爆的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原因。
因此，税收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应全面降低对劳动的征税而增加对财产的征税，而不能因为一个增加人们财产性收入的口号而把自己搞糊涂了。其实对绝大多数国民来说，最主要的财产不过是自己的自住房和汽车。这些财产只要是自用就只是消费而不可能带来财产性收入。劳动收入成为国民最主要的收入，占有国民收入最大比例是甚至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至于财产性收入在给与一定的人均年免征额之后，就可以充分保护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所以税制改革不仅要逐步清理废止现行对资本财产所得的各种正式非正式优惠，全面减免主要由一般大众承担的各种交易环节的税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幅降低劳动者工薪所得税的税率，还要根据灰色和非法收入众多、难以溯源的中国国情，对奢侈品研究开征特别消费税，对短期资本、财产和资源买卖所得征收暴利税，对超大面积住房、高档住宅、非自住用房征收阶梯式递进的不动产税，并研究开征赠与税与遗产税，以限制和缩小贫富差距的两极化发展，限制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而产生的权利与机会的不平等。上述这些税收税种，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已开征多年，既没有损害市场效率，也没有遇到不可克服的技术和信息障碍。因此，很多人假想的天大征税困难和负作用，实际上并不存在。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税收制度搞得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再次，要全面规范国有资产所得和国有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使用所得的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是有大量资产归国家即社会所有，因此使用好国有资产资源所得的分配，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方面。现在，国有资产所得分红甚少，收缴与使用都不透明、规范。国有土地、矿产等资源使用情况混乱，存在普遍的无偿占用、资源浪费和非法侵占的状况。很多人因无偿或低价占有这些资源一夜暴富。社会公众并不了解国有资产资源的真正家底，也不清楚这些资产资源的回报及其使用去向。因此，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区分一般税收性的财政收入与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所有权收入，将国有资产资源的所有权收入公开透明并专户用于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包括补充社保基金、保障房基金或建立农民工市民化专项补贴基金，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有巨量国有资产资源的主要理由和价值所在。
最后，要彻底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利用制度和土地市场。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其使用具有极大的社会外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垄断性。因此，土地所有权包括私有权并不至高无上。这是封建的大土地占有制在全球都遭被废除命运的基本原因。但是，现在中国普遍盛行的政府长官意志蛮横征地、城郊农民别墅居民伺机违法搭建扩建、各种小产权房泛滥成灾是朝纲失守、法治松弛的最坏组合，这种情况若不断然制止，势必导致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应当是淡化所有权，强化使用权，确立规划权，均分收益权。政府垄断性征用农村土地、改变土地性质的道路已经越走越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由土地使用权人申请改变土地性质和建设规划许可，获批准后按净地标准在土地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政府则在核定农民一定的补偿免征额后依法征收累进的土地增值税等相关税收，这样就可恢复地方政府随意性很大的土地财政为规范的税收财政。通过这种透明的市场化方式，调节土地垄断及级差收益，解决土地变性升值的收益社会公平分享问题。这同一方式可用于解决目前已经尾大不掉的所谓小产权房问题。对已在城镇落户入籍的农民，应允许其承包地及宅基地使用权进入土地市场流转和永久性转让。土地商品化和资本化可以给农民带来真正的财产收入。国家也应大力支持和资助有条件的农民在城市购房、在城郊建房而不是一般扶持农民在乡村建房。同时，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对居民的有限期转让应同步修改。现在虽然城市住宅居民形式上只拥有几十年的土地使用权，但实际上土地使用权到期或房屋拆迁，仍然要保障或补贴居民的土地使用权利。因此，应修法正式承认购房者对相应土地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永久性使用权，从而也为不动产税的出台扫清误区。这样，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就有望形成，农民进城购房、城里人下乡置业的大门就能普遍打开，从而有助于促进土地资本化和财富涌流。要允许和鼓励富人出城上山下乡，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购地置业，在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为减少城市拥挤，增加农民就业和缩小城乡差别作出贡献。
社会改革的第三个基本内容，是社会事业领域包括国有事业单位的改革。
市场经济不排斥公益性社会事业，相反却与公益事业相互促进和依存，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色，也是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问题在于我国的国有事业单位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包办一切的产物。事业单位就其规模和就业人数而言，是政府行政机关的10倍以上，但政事不分，包罗万象，官家统办，管理僵化，所以又被通称为行政事业单位。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财政拨款不足，国家放水养鱼，科、教、文、卫、社等各类事业单位八仙过海，各显捞钱的神通，成了既是有着公共事业招牌的官办机关，又长着垄断经营的商业化嘴脸，屡屡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和热点，必须下决心彻底改革。
国有事业单位改革的主线应是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行政管理职能回归国家行政机构，实行统一的行业管理。国家成立公益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作为出资人在公益事业单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依法管理公益单位，以满足公众基本需求和保障的公益需要。
整个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打破国有事业单位包揽、包办和垄断的一统天下，全面向社会开放公益事业领域，鼓励社会资本和各界力量参与兴办社会事业。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社会事业也应允许以企业形式兴办，照章纳税。要象登记注册公司一样，放开公民登记注册公益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公益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也可以出资参与和支持那些管理有效、社会欢迎的民间公益单位。公益事业顾名思义是对公众有益的事业，投资不分红、撤资无回报是区分其与赢利性企业的唯一标志。税务部门应据此对公益事业单位提供相应税收优惠。社会事业是第三产业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不仅传统的科、教、文、卫、体等，各种提供公众基本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慈善、社会互助、社会兴趣的公益组织都在之列，它反映和体现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慈善事业还被称为继国民收入市场初次分配、财政再分配之后的三次分配，其发展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意义。正如1990年代初开放社会公众和社会资本下海办企业，形成了今天混合所有制并存交融和物质财富的极大涌流一样，社会事业领域全面向社会资本和社会公众开放加上户籍制度改革，也将会大大推动吸收劳动就业最多的我国第三产业的爆发性增长，并带来社会精神道德的普遍提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社会改革不是经济改革的停止或修正，而是经济改革的必要延伸和全面深化。因为当存在公开的城乡身份歧视、劳工的工会组织和罢工权利又严重受限的情况下，市场化的劳动价格本来就是严重扭曲的价格，因此肯定也不优化。社会改革通过改变市场竞争的边界条件，可以显著提高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当只有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才能带动土地制度的变迁时，社会改革就直接推动了经济改革的发展；当财产权利合法和不合法的膨胀威胁到公民基本需求保障时，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就具有社会改革和和经济改革的双重意义；当商业化冲击导致了社会事业领域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残局的时候，全面启动的社会改革就是经济改革的必要补充和递进；当经济改革在转变发展方式、改变政府职能和改换谁家寡头的三角循环中来回兜圈子的时候，社会改革通过公民权利平等的旗帜，引导政府从对户籍人口转而对常住人口负责，引导地方之间的GDP竞争向经济发展和常住人口的就业与社会服务并重转变，引导国民收入更公平的分配从而更有自觉意识的中产阶级公民队伍的壮大，社会改革就把邓小平提出的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社会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政治改革的时代就会如期来临，因为平等的公民权利是政治改革的摇篮。而民主制度的起源，无论是在世纪前最雏形的希腊城邦那里，还是在中世纪后期西欧的市民社会中，都是在城市而不是乡村发育和成长的。也许，性急的人们还会觉得这样按步就班的变革进程太慢，但回望历史，我们真诚的希望它不要因太快而脱节或脱轨。中国人告别普遍饥饿和贫困不过20多年，中国人走出几千年的皇权社会也才刚近百年，我们已经可以在自己这一代就看到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国家的转变，见证和参与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的实现，这是使很多习惯于批评的人也自我疑惑和惊讶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实在是太过幸运的一代，也是肩负历史重任的一代。让我们一起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来完成这个世代中国人梦想的跨越吧。
本文原題為：启动现代化发展的新引擎 ——6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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