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振华 2013年1月29日 东方早报
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题目“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格局”，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对背景判断。
我感觉主要是两大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我们的外部环境，也就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对中国经济影响所带来的中国经济新的一个格局。第二个是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很多新的变化，对我们经济的新格局也有重大的影响。
所以我今天沿着这两个视角来谈这个问题。从世界经济的变化对中国经济格局影响来说，特别是在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范围、程度都越来越广和越来越深，其影响也越来越大。大家可以去看下有关的统计资料，包括中国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其实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少，就是在我们加入WTO后才迅速增加的。出口导向这个发展模式也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才成为主导的。
在此之前，我们还在研究要不要加入世贸、加入世贸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当时几乎从政界到学界都有一个很大的担心，认为这扇大门打开后，“狼来了”。为此，做了许多预案，但最后都没派上用场。加入WTO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享受经济全球化红利的机会。但与此同时，也把中国紧紧地捆在了全球经济上面。捆到什么程度？捆到了参与世界经济平衡的程度。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世界经济的“恐怖平衡”就是以美国为代表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两极平衡。
在当时情况下，整个世界经济的分工已经从原来所谓的产业分工转变为要素分工。我们知道，传统国际经济学所讲的国际分工，是一种以产业为载体的分工。也就是，发达国家主要从事制成品生产，而发展中国家为其提供能源、原材料。整个传统国际贸易就表现为制成品与能源、原材料的所谓“南北”之间的交易，在理论上就形成有名的“中心和外围”理论。
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布点，国际分工转变为一种以要素为载体的国际分工，形成技术、能源、劳动力的国际分工格局。发达国家掌握先进技术这个要素，当然它们也掌握了相当多的金融资源；石油产出国掌握了能源这个要素；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则依赖低成本的劳动力要素从事生产加工。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下，世界贸易已不再仅仅是原来国家之间的贸易，而更多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际投资、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中国加入WTO后，凭借低成本的劳动力要素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成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加工基地，自然也就成为世界经济平衡中的重要一极。
对当今变化的五个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几年研究中国经济，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脱开经济全球化、脱开世界经济变化，中国经济就讲不清楚。所以这是中国经济格局变动的一个主要变量，那么这个变量现在又在发生什么情况？按照十八大报告里面讲的，就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分析，有这么几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世界经济低迷的状态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各国共同抵御危机冲击，采取救市政策，似乎经济有点放松，但现在看来还是处在衰退期，而且情况并不容乐观。因为在当初，2009年、2010年，不管怎么样，新兴经济体表现还是不错。从今年来看，发达国家没有走出来，还陷在高失业、财政悬崖、债务危机中，所以发达国家还在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为了尽快刺激经济的回升。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现在也呈现增长速度明显减慢，导致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速仍然处在低迷状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的研究判断，全球金融危机之初开始破灭的是金融泡沫、资产泡沫，这些泡沫破灭以后显露出来的是什么？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调整就是一个比较艰难、长时间的过程，而且产能过剩的调整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金融泡沫主要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等金融资产的泡沫破灭后，发展中国家特别像中国面临的产能过剩调整比发达国家的任务还要重。今年新兴经济体不管是俄罗斯、巴西、印度还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去了，而且工业增长速度下得更快。这些国家的增速减缓主要是受工业增长拖累，都面临着产能调整这样一个大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低迷状态估计要延续到2015年，才可能有所复苏。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讲，在全球产能过剩的调整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调整力度，另一方面要防止经济下滑，势必都会实行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特别是美国。这带来的就是全球的流动性可能会泛滥。直接带来的影响，一个是国际游资到处乱窜，寻找投资的机会，而恰恰在产能调整过程中，投资机会是最难找的；另一个就是引起大宗商品价格的上下波动。
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后一段时间，是面临产能过剩的一个痛苦时期。当然在产能过剩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全球分配结构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果分配合理的话，是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但是，这种全球分配结构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所以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只有通过一次次的危机来矫正它的生产过剩，而不可能通过改变分配机制来消除生产过剩。
第二个判断，国际竞争将明显加剧。
第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像美国，奥巴马在年初提出的施政纲领里，很明确提出要为本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同时对进口更严格，包括从技术标准、生态环境更多方面来设置进口壁垒。所以今年美国对中国出口打的官司也更多，对中国的贸易制裁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个其实不仅仅针对中国。现在各国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都是一种采取保护自身的办法，但这样一来就会大大影响国际贸易的扩张。
第二是表现为政府出面招商引资。像美国这样一个崇尚市场、自由竞争的国家，现在政府都表现出强大的干预，特别是对国际资本的大力争取。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政策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针对美国跨国公司境外获取的利润返回本国，通过大幅降低税率吸引跨国公司在海外获取的利润流回美国本土。同时破天荒地以政府名义开了一个招商网站，提供开发项目，进行全球招商。新兴经济体国家招商引资的争夺就更厉害了，因为大家都希望通过招商吸引外资，来改善国内经济状况。
第三就是货币战争。这个迹象也越来越明显。今年美国大选，总统选举之前的辩论，拿中国出来说事，说的事情里很主要的是关于中国人民币的汇率，抓住汇率问题其实就是开展货币战争。
第四就是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这种国际竞争的加剧和十年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十年前也有竞争，但更多的是合作，是一种非零和的博弈，大家在这个竞争当中都可以获得一些利益。现在我讲的这几个方面的争夺大都是零和博弈，哪一方的利益获得都是以另一方的利益受损为代价。所以会表现出竞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甚至会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
第三个判断，世界经济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格局，打破原先的技术、资源、劳动的三角关系。
2008年危机以后，出现一个新的变化。从技术要素来讲，由于新的技术还没有重大突破，尤其是新一轮的世界新技术革命还没有到来，而信息技术已经被广泛地产业化了，所以发达国家原来掌控的先进技术的竞争优势开始逐步丧失。
比如说，美国掌握了信息技术优势，竞争力表现最好的就是1990年代的十年新经济，因为那个时候信息经济的领先竞争优势完全掌握在美国手里。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信息技术开始普及化、产业化，这时候的技术竞争转化为成本竞争，因为在产业化过程当中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成本，谁的成本低谁就有竞争优势。所以中国、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在新的信息技术普及化过程中凭借劳动成本低获取了全球化的红利。
可以想象，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信息技术资源这一轮优势丧失，而新的一轮新技术还没出来。新一轮的世界新技术到底是什么？现在不仅经济学家讲不清楚，自然科学家也讲不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当一轮世界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它前面是有很多铺垫的，完全呈现一种乱相，看不清楚。比如我们现在讲的新能源、新材料还有生物医药，哪一种技术会成为下一轮世界新技术革命领头的，现在看不清。你就是看清了一种，还有不同的技术路线，你也看不清哪一种技术路线将成为主导。
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对新一轮世界技术革命到底是什么吃不准，那么现在最多能搞些什么呢？现在大家在讲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实看其内容，无非是信息技术进一步深化运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3D打印技术，不是现在才刚刚发明的，都已经研究四五十年了，只不过现在开始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可以产业化，成本降低了。当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仍然占有优势，但已不像过去那样遥遥领先。
再看资源这个要素。2008年以后所发生的较大变化，就是非传统的能源越来越被重视，并且得到实际的开发。比如页岩气开发，美国不仅有大量页岩气的储量，而且开采技术完全成熟，成本也大大下降。今年以来在美国的能源结构里面，本国页岩气开采份额迅速增大，进口的石油明显减少。当然中国也有很大储量的页岩气，但要产业化的开采不太容易，不仅仅是开采技术问题，中国的页岩气储量大部分是在中西部，开采起来更加困难。非传统能源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将改变世界能源分布格局，不再完全由传统的石油产出国所垄断、控制能源。
从劳动力这个要素来看，也在发生变化。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劳动成本上升很快，特别像中国。发达国家的劳动成本虽然比我们更高，但它有一个趋向，就是大量采用机器人来替代人工的劳动，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这种机器人成本将做到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还要低。因此，这就使原先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将越来越失去这一优势。
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和制造回归，不是无中生有。它如果运用大量机器人，采用更多的智能制造，依赖于低成本的非传统能源，完全有可能将我们现有手中的一部分产能、生产线转移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技术、资源、劳动的世界三极分工，现在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对我们经济运行有重大的影响。
第四个判断，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
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有些专家的意见是不太一致。有些专家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所以使得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受阻，甚至有些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基本还没完。
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在未来仍然是世界经济动力之一，而且是向纵深发展。为什么向纵深发展？一个倾向性的表现已经显现出来，就是超越制造、金融部门，有更多的部门进入全球化，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培训、文化、艺术，这些都在走向全球化。现在这个范围会越来越大。第二个呢，虽然多边贸易谈判受阻，但是双边贸易谈判仍然很活跃，区域经济一体化仍然很活跃。那么这使得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形式，从多层次、全方位这个角度在推进。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的影响也挺大。在现在双边贸易投资谈判当中，要求和标准越来越高，也就是我们讲的美国式的高标准。如保持竞争中立原则、准入前国民待遇（涉及公司设立、并购等）、准入领域的负面列表等。这些都对我们的体制机制和实际运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很大影响。
所以，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也意味着我们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要执行新的开放战略，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否则中国的企业是走不出去的。你不能实行竞争中立的原则，中国的企业怎么走出去，特别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人家和你谈不下来。
第五个判断，今后世界经济的版图将由跨国公司区域分部来划分。
这个经济版图不是简单按照以前我们南北的划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划分，而是以跨国公司的区域布局来进行划分。
那么，现在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到底是按照什么原则、什么标准在进行布局？原来我们讲是按照成本的原则，也就是什么地方生产成本低，就在什么地方设厂、设点。但是现在有些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科尔尼咨询公司做的跨国公司调研，大多数跨国公司放在第一位考虑的不是成本，而是市场规模，贴近市场规模进行选址布点。前段时间学界有一种担心，认为中国现在劳动力成本迅速提高，已经高于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是不是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要转移？现在看来，跨国公司把接近市场作为布点的主要考虑因素，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太多，因为中国的市场是很大的。
另外一个变化，现在的跨国公司当中，是越来越多的服务型跨国公司来整合制造型跨国公司。这与现在整个经济的一个转换有关，即服务整合制造、生产。这也会给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带来新的变化。服务型跨国公司选址不是按照成本低，而是明显地接近市场，而且它的布点基本上是网络式布点，它不会孤零零在一个地方像制造跨国公司那样搞一个生产点、布两条生产线。它一定是选择以接近市场的最大城市设立机构，而这个城市与其他城市互相之间是网络结构的。因为，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生产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制造企业是需要上下游产业与之配套的，而服务企业更需要“面对面”的隐形知识交流，形成另外一种方式的产业集群。
我们刚才讲的五个方面的判断，对中国的经济运行都有影响，影响我们投资、影响我们消费；不仅影响我们的出口企业，也影响国内生产的企业。
中国经济发展的自身变化
那么第二个角度是从中国本身的发展阶段来谈，也正在促进经济的新格局的形成。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凭借了制度红利、人口红利等实现了财富资产的爆炸式增长。为什么会出现财富的爆炸式增长？这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加深有关。随着改革深化，在工业化、城市化推动下，许多要素市场化和货币化了，从而带来了大量货币发行和财富快速增长。
我们知道，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两者互动的，在发达国家是同时展开的。在这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对资金的大量需求正好有个时间差。在城市化早期，是要大量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工业化早期，轻工业的投资量较小，周期短。但到了工业化中后期，重化工业需要大规模投资，投资周期也长，而城市化中后期，大规模建设投资开始减弱，更多是日常维护。所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在资金投资方面正好错开。
我们呢，由于传统体制下，城市化严重滞后，工业化超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节奏完全被打乱了。改革开放后，对其进行了重大调整，在这调整中正好碰上两大投资需求重叠。19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化大力推进，形成大量建设投资，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化向重化工业方面大力推进，也需要大量投资。按理说，这两者大规模投资在同一时间的重叠是一个国家难以承受的。但中国的情况又比较特殊，我们正好处在改革当中，以前很多要素是非市场化、非货币化的，现在可以货币化了。特别是土地，土地批租就可以筹集大量的资金作为建设投入。另外，正赶上深度的对外开放，加入世贸组织，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正是这样的情况下，才有雄厚的资金来支撑大规模投资。但这个状况走到今天，似乎要改变。大规模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第一个判断就是潜在增长率要下一个台阶。根据经验统计，过去中国的潜在增长力大约在10%左右，实际增长速度超过10%，就意味着经济过热；而低于10%，表现为经济过冷。现在这个潜在增长率可能就要下到7%左右。
从各国情况来看，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更，它的潜在增长率是不断下调的。中国的人口红利虽然还有，但趋于越来越小。制度红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改革的深度，如果只是浅层次、小打小闹的改革，可挖掘的制度红利也不多，但如果涉入深水区做大动作的话，这个制度红利还是可观的。
第二个判断，就是中国产业结构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从产业结构来看的话，需要补上去的是服务业这一块。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69%竟相差20多个百分点。我们看了一下，从改革开放30年来讲，中国服务业的增长远远超过制造业的增长。应该讲，最近30年服务业是连续的高增长，但是目前仍然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只能说改革开放之前，实在是起点太低。
从国际经验看，服务业发展几乎是一个S形演进的轨迹。即使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服务业尽管水平不高，但比重较高。库兹涅茨、钱纳理在分析结构变动时，曾经提出一个非常深刻重要的思想，即在工业化进程中，其实吸引农村过剩劳动力最大的部门不是工业部门，而是服务部门。所以服务业水平当初是低的，但比重是高的。然后，到了工业化中期的时候才出现一个平缓的增长，甚至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要超过服务业。但到后期，又出现服务业的增长超过制造业，当然这个时候主要是现代服务业，是高水平，高比重。
中国在传统体制下，结构被严重扭曲，服务业发展相当滞后。这个结构是一定要调过来的。当然，现在这个调整的难度也比较大，主要是我们的制度环境。按照道理来说，这个结构变化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是高度相关的。中国现在发展到这样一个经济水平，应该讲对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大，但是为什么服务业比重还是上不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性障碍，如市场准入、监管制度，信用制度、税制以及法律制度等。特别严重的就是税制，服务业实行营业税，而不是像制造业那样实行增值税，就会出现重复征税、增大总税赋，使增值税断裂等问题，结果导致影响服务业分工深化和效率提升。当然，今年1月1日在上海试点营业税改增值税，随后又扩大试点地区和范围，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又比如，企业的工商登记也不太适应服务业发展的要求，特别是服务业的新商业模式、新业态，在现有工商登记目录中难以找到。把物流、贸易、金融融为一体的供应链管理企业，往往无法准入。在准入中，还有各种各样资质限制等等。产业结构调整肯定是一种大势。但是调整到什么程度，还是取决于制度环境上改善的情况怎么样。
第三个判断就是地区的增长格局将发生明显的变化。从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地区格局来看也很明显，西快东慢，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上来了，东部发达地区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问题。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中西部的发展潜力也不可小视。特别是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有了更好的通道，如欧亚大陆桥等将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动有较大影响。
最后，就是我们内需和外需的这样一个结构的重大改变。外需不是说以后就没有了。我感觉，随着世界经济复苏，或者是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来临，还是会有比较强的外需。
但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我们的出口导向的这种生产方式已经不太相适应。中国的人均GDP比较低，但是中国的经济规模是比较大的。最近经合组织出的报告，认为中国在2016年就可以超过美国，成为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我们实力很强，但是这么大的体量对世界经济是有影响的，这个也不可否认。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应该讲还是在我们的内需上。那么我们的内需为什么一直起不来？这个也是我们在研究的问题，开始大家感觉好像是没有新的消费增长点。好像难以出现当初1990年代“老三件”、“新三件”这个时候的消费浪潮，那时候是排浪似的消费浪潮，现在好像没这个东西。其实这是次要的，因为今后的消费更多的是服务消费，而不是实物消费。很多实物消费伴随着更大量的服务消费，组合在一个服务包里。关键还是我们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扭曲。
按我刚才讲的中国在最近10年出现的财富资产爆发式的增长，应该是有较大内需的，特别是消费需求。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没有向居民部门倾斜，财富分布极不均衡，导致居民购买能力上升不快。所以，要启动内需，现在除了要加工资，增加城镇居民、农村家庭收入以外，更重要的是调整财富分配方式，具体方式包括结构性关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等。当然，这会触及到很多既得利益，要采取稳妥的办法。
中国的内需一旦起来，将成为吸引国外投资最核心的竞争力。中国今后吸引外资，竞争力不在劳动力成本，就在于内需的市场潜力。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把启动内需作为一个战略基点提出来的。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变化，这些变化有可能就逐步形成一种新的格局。在经济的新格局下，可能我们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也要有所改变，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增长结构分析中就要考虑新的变量，有些指标可能就不太适用。比如像上海正处在转型中，如果还用一些传统经济指标来衡量，难以判断好坏。同样，在中国经济这种新的格局下，我们分析的视角、分析的工具和方法，甚至包括一些指标都要有所变动。至于具体的操作，更要适应这种经济的新格局要求。
我和大家交流这么些想法。下面交给大家来提问。■
作者系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兼任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本文根据作者于2012年11月14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第52期焦点讲坛所做学术报告内容整理而成。经审订。
问与答
问：上海未来的发展和产业的布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周振华：非常感谢你的提问。这个提问要是一开始提的话，我可能会改变一下所讲的内容。上海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出来以后，从产业结构上来讲，会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服务经济占主导地位。这方面上海正在大力推进。
第一是按照中央十九号文件精神加快四个中心建设。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顺应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重点建设人民币交易、结算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发展各种新金融，如股权投资、信托、租赁融资等，吸引功能性金融机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等。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怎么加强？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集疏运体系，完善管理，降低成本；另一个就是航运服务，目前主要是大量引进了一些国际的货运代理公司、海事保险、船舶租赁等等一些新机构，开展航运信息服务等业务。
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更多的是发挥综合保税区作用，发展新型贸易、服务贸易，加快虹桥商务区建设，打造中国最大的会展中心。
通过四个中心建设的加快推进，促使现代服务业较快发展。
与此同时，上海率先试行营改增试点。从今年的试点效果看来，对服务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一个是实现了结构性减税，特别是规模以下服务企业减税效果明显。试点服务企业绝大部分都减轻了税负，非服务企业在这个改革中获得利益更大，原来它购买服务都不能抵扣，现在购买这个服务可以抵扣了。另外一个就是促进了分工制深化，服务企业开始进行业务的重组，更加细化。
当然，作为改革试点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个是行业的局限。由于并没有在所有服务领域全部推行，试点服务企业如果去购买没有试点企业服务的话，它不能抵扣。另一个是地区的局限。由于只在上海试点，而许多业务是全国性的或者是地区性的，特别像运输，所以试点服务企业开出去的增值税发票，外地可以抵扣，而外地你开过来的营业税发票却无法抵扣。但是随着试点的扩围，这种局限性会自然消失，其改革效果会越来越明显。
第二，上海从城市空间结构来讲，也将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从全市域来讲，就是形成多心多核空间结构，主要是郊区新城的建设。所以现在郊区新城都在加快，特别是嘉定新城和奉贤的南桥新城，一南一北，都是面向长三角地区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对南汇新城采取了特殊机制和特殊政策，促使其新城与重装备工业区、洋山深水港区的整合，聚焦人气。
从中心城区来讲，形成一个十字轴外带一个圆（中环）的商务布局。东西轴就是从虹桥商务区到浦东小陆家嘴，然后延伸到花木地区、国际旅游度假区再到浦东机场。南北轴就是沿着黄浦江两岸，从宝山、杨浦、虹口、黄浦、徐汇甚至到闵行。从中环到外环这一带现在也有不少城市综合体和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区。在这样一个布局中，现在主要抓几个重点项目，包括世博园区开发、国家旅游度假区建设、虹桥商务区开发、南外滩和徐汇滨江开发等。
第三，在转型发展中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这主要是以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抓手，实行一区多园，扩展其面积和范围，推行包括期权激励、科技金融在内的等一些新的政策。关键是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布局，就是上海与周边的关系。上海与周边的关系现在也在发生新的变化。随着上海的转型发展，与周边地区的资源集聚和产业竞争越来越错位。比如讲，现在上海招商引资进来的更多是服务业，是功能性机构，而不是一般的工业项目。与此同时，上海的一般性的企业生产都在往外走，甚至在浙江、江苏联合建立开发园区，成为相应的产业转移基地。因此，上海与周边地区的互补性越来越明显，为进一步深度合作创造了条件。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