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等 《改革内参·高层报告》2012年第1、2合刊
提要：过去，中国只需要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经济就可迅速增长，但在未来，中国的增长无法继续依赖制造业的就业增加，而将更多依靠生产效率的改进，这就要求进行“创造性破坏”，转变增长方式。政府可以通过有利于新产业和新技术发展的政策来推动该进程，同时发扬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核心作用。在目前的投资中，有太多属于国有企业获得的普通银行贷款，或者用于再投资的国有企业留存利润。中国未来的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可以有效动员储蓄、分散风险、并把资本配置给更多类型企业的金融市场。
新的增长战略离不开对城市的重塑和对地区差距的缩小。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不及同一发展阶段的许多国家，并且，许多城市的规模缺乏效率、经济结构陈旧，更受到市区蔓延和周边土地利用碎片化的双重困扰。应该让城市更自由地竞争人才和投资，而不要让地方保护主义阻碍统一的国内市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当然，政府在采纳向落后地区倾斜的区域发展政策前，应该首先取消那些不利于落后地区的政策。
转型要求中国经济的增长从供给方面转向需求方面。未来十年，中国应该更多依靠国内消费，扭转工资所得占GDP份额的下跌，提高居民消费的比重。政府在提振消费方面可以对劳动收入的减税、放松消费信贷限制，以及将某些国有资产转让给公众。为了继续保持增长动力，中国还必须培养强大的中产阶层，给其足够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稳定的预期，使其可以更自由地选择消费项目。
一、转变增长方式
新增长方式
在发展的早期，进步的指标是就业量的增加。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指标变成了平均工资的提高。
一个国家必须作出选择：保护现有的企业，还是继续提高员工工资？选择前者会停止增长，而选择后者则会继续增长。持续的增长要求在经济的供给面上进行深入的结构调整，特别是针对可贸易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
产业和技术升级
中国的制造业尚有发展空间，也可以向中西部转移。但在沿海城市，要持续提高工资水平就亟需采纳新的增长方式。新的增长方式基于知识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改进，需要新的制度和规则来支持，而这些制度因素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培育。所以，中国启动转型的进程，已刻不容缓。
普遍的原则是，政府不应试图替代市场，而只能在市场激励不足时提供补充。例如，由于不确定性的影响，市场对非传统产业的投资可能偏少，此时就需要政府给新项目提供激励和补贴，并及时取消对失败项目的支持。为此目的，政府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制定可测度的标准，并加入有关自动取消补贴的条款。
·补贴的对象是特定的经济活动或者技术(例如低碳技术)，而非产业部门或企业。
·只给那些具有潜在溢出效应或示范效应的活动提供补贴。
·通过补贴用户等方式让多家企业争夺业务。
·鼓励具有持续发展和自我更新潜力的活动，让政府支持的项目带来持续不断的创新循环。
负责执行产业政策的政府机构，应该尽可能贴近市场，面向私人投资者和顾客建立起沟通和反馈的渠道。由此政府可以帮助企业借鉴和应用新的观念和技术，但政府还应该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关键作用，鼓励原创性的研究。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研究经费奖励给最优秀的研究人员，比如允许研究者把研究经费带到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以鼓励机构之间为吸引优秀研究人员展开良性的竞争。政府不应该直接向企业提供研究经费，如果政府希望实现特定的效果，就应该为相关的行为创造激励。更有效的办法或许是给新技术的消费者提供补贴，或对未采用新技术的产品征税。
投资体制
中国的投资率近年来已超过GDP的45％，这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但有充分证据显示，中国的投资产出率正在衰减。增量资本产出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投资效率已滑落到许多国家之下。从90年代早期以来，资本回报率明显下降。另外，由于投资来源于国内储蓄，国内消费受到挤压。由低投资回报创造的总需求不能给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基础。
30年的经济改革让供求力量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上成为主角，相比之下，市场力量在资本配置上的作用就小得多。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有一半来自企业的自有资金，且很大程度上是未分配利润。严重依赖自有资金与企业治理薄弱（没有董事会或股东的严格监控，会导致自我增强的投资扩张。经理人会将企业留存的利润用于再投资，扩大资产总额与市场份额，而不是集中在创新和生产率改进上。结果是成熟和衰退的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入低回报的项目，而创新企业缺乏投资。
同样，地方政府热衷于绕开对政府借款的限制，利用国企、依靠银行贷款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巨大的投资规模，加上上述各种问题，导致了很多浪费，面子工程、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比比皆是。因此，尽管中央在努力扩大居民消费，尽管投资回报率下降，投资所占据的资源份额却仍在继续提高。
资本配置的问题可能在转型期带来更大的影响。在发展的早期，产品结构相对简单，政府容易复制别国经验，发现机会，引进相应资源。但随着经济复杂性的提高，政府很难将资源引向最好的用途，因为对政府来说，判定向哪个企业投资要远远难于判定向哪个行业投资。
只要投资由政府官员和高层经理人员掌控，他们就会倾向于那些有影响力的老牌大企业，而不太顾及生产效率。因此，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完全不同的投资体制。需要培育独立的金融产业，使其在民营企业之间、乃至国企和民企之间的资本配置上发挥更大作用。应该根据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而非哪些主体拥有资金来引导投资。当然，在市场失灵，即某些重要社会目标未能反映在私人回报上的时候，政府可以并且应该进行干预，改变投资激励。但除此以外，则应让市场评估和市场约束更多地引导投资过程。
如果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能顺利运行，居民储蓄和企业的利润就会被配置到最有前途的投资上。当然，市场也可能犯重大错误。因此，一方面中国应该让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该进行严格监管。
金融部门的发展
在市场经济中，金融部门是主要的控制中心，它通过资产价格、利率和制度规范，引导资源配置。但即使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金融部门发展也相对滞后。中国还需要扩大固定收益类型的金融工具的范围，让企业可以谨慎地使用财务杠杆。目前，对中小企业和农村企业而言，信贷依然很难获得；公司债券发行量仍然太小。
如果中国的实体经济将走向以生产率为驱动、以知识为基础的增长方式，金融体系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造。经验表明，金融部门可以帮助整个经济进人技能更复杂、更为多样性的经济活动。
此外，据麦肯锡预测，全球廉价资本的时代即将终结。随着全球资本成本的上升，本国投资的机会成本也必然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问题将显得愈加重要。金融部门必须被列入中长期发展的优先议题。
1．储蓄
要让中国的金融体系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就需要迅速开发出几个关键的功能。包括提供有合适的风险回报率、能鼓励谨慎投资的更丰富的储蓄工具。
2．公司金融
此外，还必须更好地引导资本流向各种规模和各个产业的新企业和成长中的企业。在早期，银行是主要融资源，债务是主要融资工具。随着国民经济转向更高附加价值的活动，服务业的成长，更多自有技术的开发，原来的金融体系的结构也需要改变。
目前，中国可从私募股权的资本和专业运作中获得巨大收益。私募股权包括为创业企业服务的风险资本，还包括帮助企业成长、家族企业所有权改造以及创办新服务的其他各类投资。
为了推动这一进程，应鼓励外国投资公司的加入当然出发点不必是寻求资金，因为国内储蓄已经足够，风投和私募的优势在于，它们通常与各类专业技能紧密结合，可以帮助各产业领域的企业成长。事实上这是世界上主要的高科技公司（包括几家中国公司）的成长模式。
为支持经济转型，还需要其他一些金融部门的发展。需要规模更大、流动性更好的债券市场，包括地方政府的市政债券市场。土地出让可以作为过渡性办法，但不能可持续提供长期资金。与其他领域一样，这一市场的发展也需要法律和监管制度。
3．金融危机的教训
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揭示了市场监管方面的若干错误和疏漏。危机证明，不受审核的金融部门创新加上不充分的政府监管，可能产生脆弱的金融体系，私人部门债务过重，资产价格膨胀，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应该培养金融机构强大的风险管理能力、建立足够的资本准备。
中国还可以考虑一种新的银行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一部分银行体系将被隔离并接受严格监管，提供有限的服务，保留有限类型的安全资产。它们专注于金融的几项重要功能，包括支付体系以及一定范围内的信贷中介(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等，但不参与自营交易，不得动用自己的资金进行投机。这一模式可让信贷中介免受市场完全崩溃的风险冲击。它将一部分银行体系排除在大多数财务风险之外，给金融体系建造了防波堤，保证在部分金融体系出现问题之后，至少还有某些信贷渠道仍保持畅通。，目前中国的政策与此模式有类似之处，但商业银行还缺乏正式的存款保险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或许需要政府来填补这个缺口。
资产证券化因金融危机而广受诟病。危机揭示了复杂的证券化资产的危险，它们对风险的评估很不准确，缺乏监管控制，欧美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措施很少。但不应该认为所有的证券化都不好。实际上，有严格监管的资产证券化是银行贷款的有效替代工具，应该按可控的步骤加以鼓励，使监管能力保持平行或者稍有超前。对中国而言，目前应该把证券化产品限制在普通掉期交易的范围内。
衍生工具可以分散和重新配置风险，但也使各金融机构的资产状况相互紧密关联。我们认为在衍生工具的监管方面尚无较为完善、得到一致认可的模式。目前，中国应谨慎前行，主要关注在有监管的交易所中买卖和结算的简单合同。
与此相关的是系统性风险和审慎监管。本次危机暴露了传统的审慎监管思路的局限，可以创建一个专门负责的机构，或指派现有的监管机构之一(或者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系统性监管人，或创立一个包含所有相关监管机构的综合委员会。但不管责任如何安排，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都是必需的。
二、城市和地区发展
中国的经济进步离不开打破对劳动力、资本和商品流动的限制。由于流动的扩大，中国的发展显示出特有的空间模式，即人员和投资向城市和沿海转移，而且这一模式仍有很大空间。2008年，城市常住人口还只占全国人口的46％，而收入水平接近的国家一般为55％，发达国家则是70％-85％。经济学理论和国际经验都肯定，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城市更有效率，同时城市还是促进创新和发展复杂技能的主要基地。因此，政府要鼓励实现快速而健康的城市化。城市发展必须基于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中国的城市建设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中国必须改善治理水平，包括建立公共财政、发展统一的国内市场(视其为全国性的公共品)，并培育城市之间的良性竞争。同样重要的还有禁止保护主义和地方优惠等不利于竞争的行为。
为做到以上几点并确保城市化的高效完成，政府还需要解决目前在地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包括：
·城乡收入差距太大，并远高于其他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
·城市的规模和经济结构缺乏效率，中等规模的城市不够多，城市经济缺乏专业化分工。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较低，城区边缘的开发过于碎片化。
·城市的财政和管理能力不足。
·地区之间的收入和发展水平差异大。
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目前，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2008年约为3.3倍，如果把对城市居民更有利的政府补贴考虑进来，差距会更大。这一差距远高于其他亚洲国家。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并提高生产率，中国需要进一步整合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可以更方便地转移到生产率最高的地方，完成从农村向城市的就业转移。还必须增加对劳动力的投资，尤其是帮助农民工和留守农民，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对农村劳动者、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和培训投入会获得很高的回报。总体来说，关键在于，政府要设法减少影响富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障碍。以住房政策为例，政府对于直接提供公共住房应谨慎从事，避免直接破坏农民工可以负担得起的城中村住房市场。例如，政府可以给那些拥有土地、希望改善住房条件的家庭提供小额住房贷款。还可通过住房补贴或住房券鼓励农民工从城中村转移到租金更贵、设施更完善的城区。当然，这样的改革必须和其他措施配套，以鼓励城区的正规租房市场的发展。政府需要仔细甄别政策对象，以免部分较富裕的农民工占有太多福利。另外，户口制度的放松本身就很有可能刺激对城中村以外的廉价住房的需求。
调整城市的规模和经济结构
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效率不高体现在两方面：城市规模分布不合理和专业分工不足。
通常来说，城市化早期，最大的城市是引领者，是新技术引进、消化和改进的中心。随着发展的深入，制造业逐渐标准化，使工业生产能分散到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小城市。由此会逐渐形成城市梯级体系。中小城市会高度专注于特定产业，如钢铁、纺织和服装、木制品、保险、医疗乃至娱乐行业等。而大城市的经济类型则较为多样化，包括更高层次的服务、流通、创新和复杂制造业，其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的规模经济非常重要。在发达国家，最大的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几乎没有制造业，但在金融和商业服务中至关重要。
中国的城市化则不同。改革初期，移民主要是在本地(离土不离乡)。近年来跨省流动更多，即从中西部流向沿海城市。中国目前人口规模在100万～1200万的城市的数量不够多，许多地级市的人口规模仅为有效规模的一半。有研究表明，地级市的人口规模如果翻番，可使每一员工的实际产出增加20％～35％。
为解决上述问题，政府需要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市场力量尽可能发挥作用，避免出台偏向于特定的城市规模或特定的城市发展模式的行政措施。在政府必须进行干预时，应保证公平，尽量减少对城市专业分工和效率的扭曲。应该取消扭曲劳动力、资本和商品市场的政策，让经济力量发挥作用。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和财政政策都有利于规模最大的城市，如果这种偏向得不到扭转，则放宽移民限制的任何措施都可能导致人口过度流向超大城市。因此，中国应该帮助那些行政层级较低的城市吸引投资和劳动力，继续开放资本市场，让所有的企业、城市和乡村能自由竞争金融资源。如此改革还可确保资本流向回报最好的而非地方政府领导人最喜欢的项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还必须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禁止地方通过歧视性标准、收费和其他措施来维护地方利益，唯此方能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率。
还需要取消其他不利于城市化空间布局效率的限制。特大城市的天然经济基础是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然而在中国，这些产业规模仍然较小。广告业等行业最近才从政府控制下解放出来，而法律和金融服务业等依然处于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中。只有在这些现代服务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之后，中国才能发展出可以与东京、伦敦和纽约相媲美的超级城市。
另外，尽管大城市的天然经济基础是服务业，但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却借助自己的权力和资源，在吸引制造业方面享有不平等的优势。即使这些城市早已到达应更专注于服务业的发展阶段，它们仍在发掘制造业优势。这或是由于地方领导的教育训练和工作背景，或是由于制造业带来的增值税收入。如果中国的城市希望实现更合适的规模和经济结构，就必须对城市的行政管理层级体制、政府官员的思维理念以及城市财政模式等进行变革。
促进有效率的城市发展
当前，中国城市的外围区域碎片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未纳入城市行政管理的城中村四处延伸，接纳大部分农民工；城市周边的建成区则散布于农地中；城市周边大部分农地则由于对农业用地转作其他用途的严格限制而难以顺利开发。工业企业从中心城区迁置到城市周边的工业园区，当地往往对土地使用密度缺乏重视；对市内的建筑密度的限制也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率，导致城区的平面延伸。加之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建设间缺乏配合，导致通勤时间和成本上升，土地消耗量过大。这种平面蔓延和分割开发模式一旦形成就将很难逆转，由此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通勤时间和污染的上升会逐渐吞噬城市的生产率。所以，中国需要将城市发展效率问题列入紧急议程，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土地市场的竞争，并改进土地利用的规划。
城市边缘的土地定价问题刻不容缓。目前，城市开发并没有为征用的农用土地负担真实成本，相反，地方政府以低价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获取大笔利润。这样的套利机会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动力，诱使各地积极征用农村土地，恶化了城市蔓延现象。中国急需抓紧时机对此加以遏制。
目前，地方政府面临的约束主要来自上级指示，其效果有限。更重要的约束应该是加强农村的产权保护，让农民和农民集体获得的补偿能尽可能反映土地的市场价值。应该引进对农村土地按地块登记的制度，给农民提供土地权利证明，这一点可借鉴越南的经验。此外还应该保证土地租赁权可以完全转让和出售，并确保任何村级土地交易不但要得到村干部的认可，还要得到地块所涉及的村民的同意。
城市土地市场的效率需要提高。开发商目前通过政府组织的土地出让来获得城市土地，出让方式必须保持公开、透明和公正，使开发商为项目支付包括必要的基础设施在内的真实成本。
改善城市规划至关重要。即使是高度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也对土地市场制定了规划法规，以限制地块的用途、规定建筑的密度。中国应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效力，并采取更广泛的地区规划来促进城市发展。
最后，城市需要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以上各项措施都能帮助改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但要作出改变却依旧困难就必须为地方政府找到土地出让以外的收入来源。为此，还需要开展相应的城市财政和管理制度改革。
改革城市的财政和管理制度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必须对城市管理制度进行深入改革，包括重新安排城市财政结构、重新确定政府官员的职责，并改革城市区域的行政管理层级。
中国的地方政府必须减少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过份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由任期短暂的政府官员来负责城市的长期资产(土地)出售，以此维持经常性支出(以及部分资本性支出)，这剥夺了市民未来从这些资产中获得的收入。这是一颗急需排除的“定时炸弹”。首先，作为公共财政改革的一部分，土地出让收入应该仅用于资本性支出，长期资产的出售应该与资产的购置相匹配。其次，即使是资本性支出也应该减少对土地出让的依赖，而开发其他来源，如在中央或省级政府的严密监督下发行城市债券或者由中央划拨转移支付。
对住房和商业房产从价征收房产税将是一大进步。目前，中国的城市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增值税、营业税及土地出让收入，它们都鼓励城市吸引产业而非居民。对住房征收房产税不但有利于增加地方收入，还能鼓励城市接纳更多的居民。而对商业地产征收房产税则将促使企业节约使用土地和空间。此类税收将更好地反映商业地产需要的交通、排污和电力等公共服务的成本，通过支付房产税，受益于这些服务的业主会负担更多的供给成本。房产税将会降低出让土地对潜在买房人的价值，因为房地产要负担未来的税收。因此，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中获得的收入会下降，由此财政收入将发生有利转变——从资产出售收入更多地转向经常性收入。政府还可将土地出让期限永久化，以此作为对引入房产税的补偿。征收房产税的难度不会很大，从价征收要求进行产权登记、建立公正的房产评估体系，但并不意味着昂贵的土地清册系统。
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也需要改革。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在私人部门之外补充恰当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但过去，中国的地方政府领导的业绩考核并不依据公共服务的质量而是工业增长速度。即使不进行更积极的制度改革，中央政府也需要更有创造性地设计对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如今国际上广泛采用的重要措施是根据社会指标来考核官员，如公民报告卡、对医疗和教育领域的支出以及入学率等。由于物质基础设施见效快，而社会投资的效益只能在长期体现，所以还应该鼓励政府官员延长任期。为了实现更恰当的激励，其业绩考核还应反映长期的财政稳定性。
最后，很关键的一点是要允许较小的城市在更平等的基础上同大城市竞争。在目前的体制下，层级较低的城市由层级较高的城市主管。层级较高的城市在决策制定上有更大的、自主权，还享有财政、交通等优势。这种层级关系应该改革。中国需要在目前的试点项目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使得城市不论大小，都能在明确规定的若干领域内享有完全的自主权，享有相同的税基、税收工具、优惠政策，执行统一的政府间转移公式，承担相同的支出责任。当然，规模较小的城市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充分利用各种财政工具(如市政债券等)，因此在过渡时期，可以靠政府间财政补助的公式设计，使它们能与较大的城市平等竞争。
缩小地区差异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向更高阶段的转型进程后，可供中国借鉴的模式就不多了。历史上只有两个较大的国家(日本和韩国)较顺利地完成了这一转型，但它们都是高度同质化的国家，而中国经济发展高度多样化，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极大。中国可视作三个人均收入水平差别极大的经济体的综合：农村经济，以农业为主，大量劳动力就业不足；低工资的出口导向型沿海经济，引领了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新兴的生产率驱动的知识经济，它将在未来数十年引领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必须在这三个经济体的不同需要中寻求平衡，例如，对新兴的知识经济适合的汇率和工资政策可能并不适用于出口导向经济或农村经济。
中国内地贫困农业区的持续存在，意味着追赶式增长的机遇尚未耗尽，这对宏观经济是件好事，但也带来了地区差异这一建设和谐社会障碍。因此，任何旨在缩小地区差异、促进转型的战略，都应该把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村收入作为基本内容之一。
农业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依旧具有基础性作用。农民工在城市工作通常能获得比农业更大的产出，因此随着更多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总体的生产率水平必然提高。研究显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每增加1％，全国的GDP就能提高0.9％。
随着劳动力离开人手太多的农村，农业生产率将会提高。传统的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业有望改造成大规模农业，由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完成。韩国是成功完成这一转变的范例。
中国需要加强农村的产权保护，对金融业进行改革，以促进更多的农业投资(研究显示，中国城市的资本每向农村转移1％，全国的GDP就能提高0.5％)。中国还需要改进教育，因为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民将更能接受新的知识、更懂得分析市场形势，有针对性地选择作物和投入。
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关系若干重要的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医疗、用水和卫生等)的政策，在设计时应该打破区域界限并做到覆盖全国。
中国需要纠正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产品市场上的各种扭曲，各种扭曲，这意味着扭转过去的向沿海倾斜的政策。这方面的改革应完成实现全国经济一体化的任务，既鼓励人们迁移到发展机遇更多的地方，也鼓励企业在最有经济效益的地方设点。
基础设施对克服距离因素至关重要。中国应该继续强调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项目)的投资。但还需要更仔细地分析在特定的地区、哪些特定类型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最高。另外，在非常偏远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回报可能会快速下降，更实惠的办法可能是将那些人从偏远且往往脆弱的环境中迁置出来，安排到工作机会更多的地方。
落后地区可以在吸引投资方面做更多努力。中国应该慎重采用把产业吸引到内陆省市的特殊政策，更好的做法是让市场来引导经济活动的选址，要充分认识到产业向落后地区转移将是一个逐步而漫长的过程。
三、增加国内消费和壮大中产阶层
增加国内消费的政策
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国内需求通常会成为增长的重要发动机，对于大国尤其如此。中国的巨大规模对出口扩张构成了天然的制约，在未来10年，受金融危机的打击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世界市场很难再像过去20年那样成功消化来自中国的巨大的出口增长。
国内需求并非国际需求的现成替代。一国面向国际市场可以专注于有限种类的产品以获取规模效益。但在面向国内需求时，就需要更为广泛的产品品种，以免在细分的本地市场上迅速饱和。还必须将更多的资源投入服务和非贸易产品，这些产业不属于出口部门，但在国内需求上占据主要地位。
为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必须对本国经济的需求面进行改造，将注意力从长期关注的出色的供给面转移出来。在过去30年中，中国充分动员了劳动力，允许农村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人员离开家乡。中国以高投资率、宽松的信贷条件、低廉的土地、电力、供水和其他公用事业的价格迅速扩充了资本存量。中国的技术效率也以每年3％～4％的速度提高。在扩大需求方面，中国的表现则相形逊色。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居民消费仅相当于GDP的45％，以属于全球很低的水平。在过去10年中，这一份额进一步下滑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3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1％)以及越南(66％)、印度尼西亚(63%)、印度(54％)和泰国(51％)等的份额。自2000年以来，消费的增长率比GDP的增长率平均低2.5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劳动收入下跌，中国的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从1980年的2/3下跌到如今的50％出头。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已在密切关注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将其视为实现经济再平衡的目标之一。在这方面有若干政策工具可以采纳。
首先应考虑的是削减对劳动力征收的许多税费。在中国员工的全部收入中，能真正到手的部分平均只占65％，其余属于工薪类税收和各类社会保险缴费(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险等)。其次是降低企业税负。有研究估计，私人企业上缴的增值税超过利润的一半，给增长造成了巨大障碍。
居民家庭还可以从储蓄和投资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存款低利率，损害了储户的收益，减少了家庭收入。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并非没有可能，这样可以适当挤压银行利润，让居民储户和借款人从中获益。如果储蓄率下降，居民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也有望提高。
此外，政府还可以把过去几十年积累的部分财富转移给居民家庭，以刺激居民消费。如在中期从庞大的国有资产股权中拿出一部分进行类似的转移，以促进内需。曾有建议将部分国企股权划转给社保基金，以负担强制缴费型养老金体系的历史成本，并降低在岗员工的缴费率。
中产阶层
繁荣的中产阶层是促进消费需求、维持经济增长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如果中国希望将增长更多转向国内消费，就必须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然而，中国今天的中产阶层在促进快速增长方面发挥的作用依然太小。问题在于，中国的中产阶层将在什么时候才能强大到可以主导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来推动这个进程。
危机提醒人们，以亚洲的生产、西方的消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开采为基础的世界增长模式不再能持续下去。这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带来了更大的影响。全球经济再平衡要求亚洲国家有更多消费，但这需要长期的制度支持：建立社会安全网、医疗保险体制以及改进公共教育等。对中期来说，更有希望促进消费的途径是，让中产阶层引领增长，通过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形式的分期付款刺激购买力。因此，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亚洲国家中产阶层的崛起。
某些国家没有成功转型，与未能培育出强大的中产阶层息息相关。如果强大的中产阶级，就很难创造支撑增长所需要的巨大的消费市场、对教育的投资、制度化的储蓄和社会动员力。
今天很多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波兰、俄罗斯、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有相当数量的中产阶层。只有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相似，中产阶层的规模较小，但印尼的收入水平明显更低。
我们估计，中国在2010年约有1.7亿人属于中产阶层，相当于全部人口的1/8。相比之下，美国的中产阶层拥有2.3亿人，占3/4。韩国、日本和欧盟则与美国类似，中产阶层超过90％。
展望未来，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有大幅扩充的潜力。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很多中国人走出了绝对贫困，达到中产阶层的门槛。但今天仍有26％的中国人每天的支出水平在5～10美元之间，还有41％的支出水平仅为2～5美元。因此，随着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的持续，有更高比重的人口加入中产阶层的行列。
当然，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未来几十年的实际成长状况，将取决于政府的政策能否成功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份额、刺激国内消费的增长，以及社会政策和社会项目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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