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2012年12月31日 Project Syndicate
2012年正如我想的一样糟糕。欧洲的经济衰退从其紧缩政策和注定失败的欧元体系中就能预测到（而且也预测中了）；美国的微弱复苏仅能勉强为其新生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这个结局从美国的政治僵局也能推测到（且预测中了），政治僵局使美国总统奥巴马无法实施其工作法案，也把整体经济推向了“财政悬崖”。
2012年出现了两大意外。一是新兴市场增长速度放缓，情况比预想中稍差且波及范围更广；二是欧洲采取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改革——虽然远不及实际所需。
展望2013，最大的危机在美国和欧洲。对比之下，中国拥有各种各样的工具、资源、刺激方案和知识来避免经济硬着陆，而且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没有会紧抓着“扩张型紧缩”等致命想法不放的选民。（China has the instruments, resources, incentives, and knowledge to avoid an economic hard landing – and, unlike Western countries, lacks any significant constituency wedded to lethal ideas like “expansionary austerity.”）
中国人正确地认识到他们需要多注意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将出口导向转为国内消费，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但即使中国转换了关注点，并考虑到不利的全球经济情况，其约7%的增长率还是会对大宗商品价格有所支撑，并使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出口从中获益。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虽然对促进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作用甚微，但也有助于大宗货品出口。
随着奥巴马连任，美国很可能会像过去四年一样继续混日子（is likely to muddle on, much as it has for the past four years）。房地产市场复苏的迹象足以打击任何重大的政策措施，如同调低了“溺水抵押贷款”（贷款额已经远远超出了房产市价的贷款）的本金。但是，实际房价（已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仍比上个高峰期价格低40%，所以房地产市场（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建筑业）不会出现强劲复苏。
同时，在1月1日的时候，即使奥巴马的共和党对手不把美国推下自动加税和削减开支构成的财政悬崖，他们也一定会让本国继续处在美国式的温和紧缩之下。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已比危机前水平少了60万个，而按照正常发展应该增加120万份工作，这就意味着公共部门的岗位缺口已达到200万。
然而对全球经济来说，真正的风险存在于欧洲。西班牙和希腊现都处于经济萧条期，目前看不到复苏的希望。欧元区达成的“欧洲财政协定”不是解决办法，欧洲央行购买国债的行动至多只是暂时的止痛剂。如果欧洲央行把进一步紧缩作为融资交换条件施加于各国（似乎现在就要求希腊和西班牙这么做），这剂药只会加重病人的病情。
同样，普通的欧洲银行监管不足以阻拦受灾国资金不断出逃。欧洲需要的是一个充分的普通存款保险体系，但是北欧国家已表明近期无法实现。虽然欧洲领导人不断做出一些以前看来不可想象的举措，但他们的反应已经跟不上市场的步调。欧洲领导人始终低估了其紧缩政策的反作用而高估了体制调整的好处。
价值1万亿欧元（约合1.3万亿美元）的欧洲央行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把钱借给商业银行去购买主权债务（这个类似一个人拽着自己头发尝试把自己提起来的行动就跟欧洲央行通过对主权国家融资来支持银行一样怪异），其影响效果极为短暂。欧洲领导人已经认识到欧洲外围国家的债务危机只会在缺乏增长的情况下恶化，甚至也（时不时地）认识到紧缩政策在此方面毫无作用。然而，他们还是没能推出有效的一揽子增长方案。
欧洲当局给西班牙和希腊带来的经济萧条已经显现出政治后果。在西班牙，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要求独立的活动死灰复燃；在希腊，新纳粹主义正在上演。当年宣称为了促进民主欧洲一体化而创设的欧元现在恰恰起了反作用。
得到的教训就是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市场本身既不有效也不稳定，但是撤销管制的政治行为为前所未有的过剩留出了余地，从而引起资产泡沫和泡沫破裂后的滚动危机。
危机政治学触发的反应还远远不够。银行虽然得到了救助，但内在问题却被放任不管，任其恶化——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在欧洲和美国，解决内在问题的任务被分配给了决策者，而正是这些人引发了这些问题。在欧洲，推动欧元成形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治。正是政治创造了一个存在根本缺陷的体系，为泡沫经济制造了大量空间，却没为事后处理留下多少余地。
要对2013进行预言，就是要预计美国政府内部分裂有多严重，一个分化的欧洲国家又会对各自的危机作何反应。经济学家手中的水晶球一直处于浑浊状态，然而政治科学家手中更甚。即便如此，美国既不会被推下财政悬崖也不会走上复苏之路，可能会再继续浑浑噩噩过一年。但是，大西洋两岸都会明显出现虚张声势和边缘政策的极端政治。而边缘政策的问题就是，有时它会让人越过悬崖边缘。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最近出版的新书是《不平等的代价：分裂的当今社会如何危及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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