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国强 2012年11月26日纽约时报
每年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都会吸引国内外各大媒体的集中关注和报道，今天（11月26日）在多哈开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8次缔约方会议(COP18)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今年年底是《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终止的时间，第二承诺期能否无缝接上，又将以何种方式延续，多哈会议将给出答案。
从谈判议题角度看，多哈会议最引人关注的应该是巴厘路线图两工作组和德班平台谈判，前者的目标是要在多哈圆满完成巴厘路线图（即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13次缔约方大会达成的谈判路线图），后者是要明确刚刚启动的德班平台工作计划，包括谈判目标、原则、框架、要素和步骤等内容。因此，多哈会议不会有新的重大决定，是一次“承上启下”的会议，一次把已有共识落到实处的会议。
当然，也不能因此而认为多哈会议将是一次波澜不惊的会议。谈判各方目前对如何落实去年德班会议达成的共识是有很大争议的，特别是南北两大阵营对多哈会议要解决问题的重点和优先次序存在分歧。许多发展中国家强调，多哈应优先确保《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延续、发达国家减排义务的可比性、发达国家兑现资金承诺等问题，反对在不解决实质问题或对实质问题没有妥善安排的情况下结束巴厘路线图；发达国家则强调多哈的重点应该向前看，为顺利推进德班平台谈判做好铺垫，而不应再对巴厘路线图进行无谓纠缠。围绕这些问题，各主要谈判力量之间难免还会经历一番紧张而激励的角逐。
一直以来，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扮演着非常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讨论多哈会议自然也离不开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人们对中国的兴趣有增无减，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异常受人关注，对中国的各种评论、指责也不绝于耳。研究机构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和发布的兴趣也远远超过了对任何其他国家。
一谈到中国，国际社会的一个典型逻辑是，中国已成世界第一排放大国，没有中国的参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任何努力都不会取得成功，但中国为不承担或少承担减排义务一直在阻碍或推迟谈判进程，因为中国不愿加入新的全球减排协议。人们期待中国能够力挽狂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充当领导作用。
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与其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并不成比例，中国正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和不公平的指责，同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和决心也未真正得到外界的理解。
中国排放总量的确很大，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的确也离不开中国。但中国排放总量之所以大，除了在发展阶段经济增长过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口众多。中国跟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同样面临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紧迫任务，但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的诉求却似乎并未得到同等的重视。
中国也一直都在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进程，中国既是《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国，也参与并促成了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德班平台等共识，但外界仍在不停指责中国游离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之外，似乎只有中国同意参加一项全球减排协议并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绝对量化减排义务才能满意，但这恰恰是中国难以接受的。
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过5千美元，而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万到5万美元的时候，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才会达到峰值并开始稳中有降。中国固然不能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人类科技水平也在不断进步，但即便如此，在现阶段就要求中国同发达国家相类似的减排义务，无论如何都很难得到中国的认同。
更何况，发达国家在《公约》和《议定书》下做出的许多承诺并没有得到兑现，包括承诺采取行动确保到上世纪末将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回归到1990年水平，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退出《议定书》，日本、俄罗斯、新西兰等发达国家至今仍拒绝加入《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客观讲，从巴厘路线图启动至今，发达国家在对承担国际减排义务的态度方面一直在倒退。表面上，他们反对《议定书》是因中国没有加入，实际上是他们不愿按照京都模式承担强制减排义务。
其实，无论在认识水平方面还是实际行动方面，中国对待应对气候变化态度是认真的。认识层面，中国的决策层很早就认识到传统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并做出了转变发展方式，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都体现了低碳绿色转型的理念。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也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并要求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努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行动层面，中国已确立了到2015年、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并将相关目标分解落实到了地方和重点企业。为确保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实现，国家制定了一些政策文件，并采取了一系列得力的措施，包括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开展低碳试点示范、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并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等。
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低碳绿色发展符合其自身利益，也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并已经采取了大胆而务实的行动。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进程并承担相应减排义务，与其国内低碳转型的政策目标具有一致性，这也是中国同意启动德班平台的根本原因。
当然，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在推进低碳发展和经济转型过程中仍然面临着重重压力和挑战。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制度、地方的投资冲动、政策的上行下效、监管的缺失不到位，以及目前发展阶段的大众消费心理，等等，都使转型的真正实现难以落实。这也是中国难以在谈判中作出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承诺。
未来在德班平台谈判进程中，国际社会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对中国提出要求的同时，认真回应其合理诉求，基于《公约》基本原则设计一个合理、包容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国内的政策目标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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