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城乡共荣才是城镇化正途

作者:国务院研究员 罗天昊 2012年12月26日《金融时报》

城镇化重任在肩,俨然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最大红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在北京闭幕,“新型城镇化”被提到新的高度。朝野之间,都将新型城镇化定位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通过推动城镇化,刺激投资与消费,造就庞大内需。

有意思的是,时隔不到一个星期,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亦在京召开,会议强调,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超过城镇居民。此次会议,被称为中国农业发展纲要。
事实上,相对新兴城镇化,中国未来更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
1872年,一个名叫明恩溥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总结其50余年的在华经历之后,写出了传世之作《中国乡村生活》一书。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通称:“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 。
那么,乡村的发展到底由谁主导?
当下,中国的国家战略表现为以 “城市为中心”和“先城市后乡村”。事实上,以反哺的名义,单向开启城市之门,是一种“城市霸权”。城市与乡村不是割裂的,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应该互动发展,在城市的发展中,应该保留对乡村的足够敬畏。
今年,中国的城市人口终于超过了农业人口,非农人口历史上第一次突破50%。但是,如果算上在农村出生,后来脱离农村户籍的人口,则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口,仍然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此情况下,乡村的存在,意味着很多人的故乡,以及永不荒芜的精神家园。
由此,中国的乡村的作用,不能仅仅从经济功能衡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绝大多数人口与农村有无法割舍的生命关联,正如时下流行的《乡愁里的中国》一书所说,乡村是人们“乡愁”的寄托,是不能舍弃的精神家园。
同时,乡村的存在,亦是人类生存方式多元化的必要。乡村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亦可以给予城市诸多的启示。
现代以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深入人心,当越来越多的人对城市的喧嚣与拥挤所困扰时,很多人开始了对于田园的向往。在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向往城市的人们,已经开始了重归自然和乡村之路。
如何快速地完成中国乡村的改造也成为了各级政府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国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着很多乱象,某种意义上与城市先验论有关。在一些地方,一搞新农村建设,就强行把大批的农民强行驱赶到一个地方,集中住到楼房中。在笔者最近几年调研的众多城市中,相当大的一批主政者,都将消灭农民,作为推进当地城市化的重要手段。
而被寄予厚望的城镇化,亦以消灭农村、建成城市为业绩。权力的介入,资本尤其地产资本的进入,改变了乡村本来的生存方式,强行将农村纳入工业化体系,引起了越来越多反弹,在征地拆迁中日益剧烈的冲突,就是血的警示。而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往往将多少农民转移到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
新型城市化,绝对不是要消灭农民,消灭农村,人为地实现所谓70%乃至更大程度的人口城市化,而是要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共存。
某种意义上说,辅助乡村,就是城市的自救。特别在当下中国内需不振的情况下,要造就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必须提升社会底层的消费能力。长期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的利益为代价的,存在几十年的剪刀差,使大量的农村财富,变相流入了城市。中国城市崛起,乡村塌陷的怪状,制约了乡村消费能力的提升,不利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乡村的成长,就是国家的成长。
未来中国的乡村应该有三个特点:在经济上,农业纳入现代产业体系,在社会领域,实现农村的福利与城市接轨,同时,消除中国隐形的身份等级分野,使农民真正成为中国的独立公民。
无论在哪个国家,农业都属于一种弱势产业,正因为如此,这个国家是否具有远见,正可以从其对待农业的态度上看出来。 在众多国家纷纷抛弃“见效慢”的农业时,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却仍然坚守农业。美国每年都给予农业巨大的补贴,因此,在美国搞农业,农民赚钱,而国家并不赚钱。
长期以来,中国的粮食价格都没有完全市场化,同时,农业补贴亦不到位。十八大提到未来农村需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纳入现代产业体系,远比驱赶农民到城市更有远见,也更符合现实。 农业本身的现代化,也比工业完全取代农业更为合理,从国家战略来说,亦更容易造就产业结构的均衡。增强抵抗经济动荡的能力。美国不仅是世界第一服务业大国,也是世界重要的工业国,甚至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使美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抗击风险能力,具备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也是美国一直称雄世界的原因之一。
十八大之后,最近社会上流行很多提议,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农村未来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十倍。如此,农民的土地,未来就有巨大的升值空间,这也是对农民的权益保障。未来,农民以土地作为资本,纳入到国家资本体系,将给农村带来巨大变化。
土地的自由流转,对农村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彻底改变中国农业的的运作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实上,农村土地,只有承包,根本没有联产。除了国营农场之外,中国广大的农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小敲小打,劳动模式,退步到原始的刀耕火种时代,一度盛行的机械化,几乎被中断。以我的老家为例,我老家在湖北的农村,村中的水稻田被以斗(半亩)为单位,分成了上百份,每家的水稻田,都是通过抓拈,优劣搭配,由此,家家户户的农田,都互相分割,推高了经营成本,比如旱季灌溉,每家都得一个小块一个小块地租用抽水机,到了收割季节,亦无法施展收割机。由此,机械化亦无法实现,农业成本高,效益低。
未来农民能够自由流转承包土地之后,农民就可以以户或者村为单位,组建新型农庄。按照股份或者农地面积大小分红,实现真正的“联产”,这样,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之后,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扩展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同时,还可以进行多元化经营。
农村本身的现代化,比农民转移到城市更为重要。农业的现代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农业融入现代产业体系。台湾经济腾飞过程中,就没有损害农民的利益,相反,台湾成为世界食品主要供应商的过程中,农业被纳入产业化道理,大陆未来的发展,亦可借鉴台湾农业发展模式,造就大批的农副产品基地,食品工业基地,旅游产业基地。
建设新农村,亦需在社会管理和服务领域,缩小城乡差距。因为中国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在未来,农村的医疗如何解决?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谁负责?这些都是构建新农村的重要课题。
此外,中国的农民,普遍需要解决一个身份认同问题。
新兴的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农民后代,他们强烈要求改变社会地位,他们已经开眼看世界,体验过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种田还是打工,不仅是个收入问题,还存在身份认同。
中国如不从社会制度上,改革现行户籍限制,真正消除身份等级的隐性分裂,从文化上真正实践人人平等的信仰,长久必影响社会稳定,新一代的年轻农民,视务农为畏途,视农业为贱业,振兴农业无从谈起。而数亿农民,也无法找到未来。 农村一旦衰败,则城市失去了后方阵地,整个国家沦为溃败的国家。
共存互惠,方为城乡和谐之道。新兴城镇化的要义,不是单方城市化,而是城乡共荣。
作者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著有《大国诸城》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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