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务院研究员 罗天昊 2011年10月12日中国经济网
在经济领域，豪强势力恶化了中国的经济危机。
本次经济困局，某种意义上乃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这种不合理，有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的经济力量，集中在铁工基，地产等领域，而大众制造，大众实业缺血。而这些领域，往往是官办企业，可谓权力的嫡亲，地产企业众所周知，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乃是权力的表亲。 垄断产业和地产行业的膨胀，严重挤压了实业的生存空间，造成了经济结构的畸形。
其二是，官办也与民办企业，存在着身份的严重不平等。此就是张维迎所说的，出现了强盗企业。 众多周知。近几年一些官办企业强势收购效益非常好的民营企业，迫使民营企业在钢铁，航空等领域退出。 其实，这种因为官办企业的挤压而倒闭的情况，在更多领域均已出现。知名时评人童大焕称，其同学创业打下一片天下，但是被其大客户烟草企业要求收购，否则中止合同，最后不得不“从了”，后来做了烟草高管，不适应国有企业，不得不移民。 朱镕基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国有企业在非战略性领域退出，特别是在竞争性产业领域。但是，最近几年的情况却相反，很多本来已经退出的领域，国有企业重新进入，很多本来对民营企业开放的领域，重新封闭，如航空和钢铁，煤炭，民营企业接近全军覆没，很多不该进入的领域，却疯狂进入，如地产，众多央求都成为各地的地方，不务正业，与民争利。 官办企业的生存空间急剧扩张，使很多民营企业失去生路，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最近中国民营企业的倒闭潮，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空间不够，很多产业不能碰，需要的资金没有来源，创业环境恶化等。温州之乱，就是投入1000个亿也没有用，唯有开放金融才有效。 在社会领域，豪强挤占了大众的生存空间
与经济领域对于民营企业的挤压相关的，是在社会领域，豪强势力对于大众生存空间的挤压。造成了阶层的固化。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 最危险的是，正如经济学家王小鲁所说，中国形成了一种“新底层阶层”，所谓“新底层社会”，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体制外知识分子，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 而既得利益阶层一直非常模糊，其实，细究起来，也就三大势力，其一是政府官员，其二就是传统的“企事业单位”人员，也就是珑管官办企业，以及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其三就是与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产业，如地产行业，其创业人必须有极广的政府人脉。此外，就是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后，被逐步吸纳到“体制内”的势力，如各地的政协委员，往往多是知名企业家，他们相当于被招安。
其实，阶层的分野，各个国家都有，但是，最重要的是，各个阶层，应该能够自由流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阶层逐步固化，纵向流动日益困难。
在社会管理方面，“新底层阶层”被排斥在社会管理事务之外，不要说决定社会事务，就是想投票决定自己喜欢的歌手，也被禁止——湖南卫视等众多选秀节目，因为仿效普选模式而被叫停，豪强阶层，不希望底层阶层分享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垄断了中国的国家治权。使“民治”落空。 在就业方面，“拼爹”替代了拼能力。中国各级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在选拔官员和聘用雇员时，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官员后代更容易成为官员，穷人的后代继续做穷人，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干电力”并非戏言。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而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
伴随官二代出现的，就是穷二代，大都市不仅是豪强的乐园，亦是早就蚁族的土壤。代际遗传逐步加强，曾经被横扫的“血统论”沉渣泛起。
在知识文化方面，资源亦开始倾斜。 目前，各个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日益减少，同时，很多官员子女，通过各种特权，获得加分或者特招机会。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但是，在起点上，公平已经严重失衡。 最关键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念本身已经坍塌。 以前，一个贫困的家庭，可能因为一个人考上大学，就实现了鲤鱼跳龙门，而现在，大学生就业渠道不畅。，下层阶层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毕业于知名大学的杨元元自杀，就是对“知识就是力量”最后的绝望。 豪强势力对于中国最严重的危害，还是破坏了中国梦，造成了全民的理想与信心的丧失。 正如童大焕的同学一样，因为被强行收购，不满而移民。中国目前存在汹涌的移民潮，而这个潮流中，主体就是富人和名人阶层。 某种意义上说，富有阶层是中国的夹生饭，既有成为豪强的基础，但是由于制度的缺失，又时刻有被权力巨兽所伤的危险。一度贵为中国首富的宗庆后，拥有美国绿卡，曾经收到过邓小平亲笔信的天皇巨星李连杰，也移民新加坡才得安心。 如非缺少安全感，他们何以移民，离开造就他们成功的故国？根本原因，还是梦想破灭。 中层和部分上层人士可以通过移民，来实现安全着陆。但是，底层民众却不行。在中国梦的破灭之后，底层民众，不少也陷入疯狂之中，传销的邪火难以止息，根源就在于此。 绝望情绪蔓延整个社会之时，必然影响到年轻一代的未来选择。部分年轻精英投身传销，“中国梦”的危机，使他们不再相信勤劳和奋斗可以创造未来，而是寄希望于一夜暴富，于是投机、贪婪由然而生。大学生富有现代知识，容易很快成为领袖与骨干。而非法传销在中国流行了十几年，也被批判了十几年，作为大学生，理应洞察其危害。明知邪路，却偏要赌，这种微妙的心态，极为值得关注。 当天使不再拯救大众的时候，那些具有野心和才干的人，往往便将命运抵押给魔鬼。历朝历代埋葬王朝的领头人，往往不是报国无门的落第举子，就是被裁撤后无路可走的军人，此中真意，值得深思。 没有安全感的不仅仅是中产和底层民众，当中国梦的破灭，整个社会将处于不安全感中，豪强阶层亦将因为对于未来的恐惧，更为拒绝改革。阶层固化更为严重，进一步恶化社会环境，造成恶性循环。全体国民如坐火山，不知何时爆发。长久以来，将戕害全社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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