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宛文：中国模式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作者：瞿宛文  文化纵横 2012年第3期

摘要: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表现突出，因而中国崩解论暂时销声匿迹，中国崛起似乎终于成为共识。有意愿且有能力做到大规模实时有效的刺激经济，是使得中国模式在此次全球危机因应中受到肯定的地方。因此，必须要问的问题是，中国为何具有此项能力？为何能够做到？

关键词: 瞿宛文、中国模式、发展经济学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如何界定并且评价中国发展模式，国际学界一直有很多争议。其实在这30年来，不时会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解，并且崩解论有时候还甚为流行。虽说至今中国经济每次都度过难关，但随着新问题的不断涌现，崩解论也翻新内容而不曾停止流传。①

不过，最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作用却有些不同。此次金融危机以及其所引发的全球经济不景气，其范围及程度可直比19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在这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表现突出，因而中国崩解论暂时销声匿迹，中国崛起似乎终于成为共识②，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因而受到肯定。譬如，Arora和Vamvakidis利用近20年的跨国数据，来测量中国经济的影响力("gauge China's influence")。他们发现中国GDP每1%的增长，若持续五年可引发世界0.4%的增长，称得上是显著的影响力。

 

受到肯定并不只是因为中国经济成长率比较高，更是因为它在这危急的时刻，竟然担任起全球经济成长火车头的角色。在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成长率远高于先进国③。麦金农和施纳布尔（Mckinnon and Schnabl)也认为中国在危机过程中为亚洲及全球发挥着显著稳定的作用。它能够担任起这角色，首先，原因并不只是因为它的国内国外债务水平比较低，因而政府大量举债的空间比较大，不像多数先进国家政府因为债务水平过高而政策空间较小，不过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必要条件。再则，这更是因为中国政府有意愿，在短时间内推动大规模的刺激经济方案，要知道并不是任何有条件的国家，都有意愿进行这种短期刺激方案，或是不愿意如此大规模的做，因为这些都可能在事后付出代价。同时，这也牵涉到对维护就业的政策目标给予多大的优先性，在不增加太多负债与减轻失业问题的政策目标中做出折冲的选择。此次在危机因应上，中国相较于西方国家，似乎对维护就业给予较高的优先考虑。譬如作为对比，于2010年危机缓和后，在英美举行的选举中，是提倡财政紧缩的政党获得胜利，而不是要求维护就业的一方④。其三，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有实践的能力，使得刺激方案能够实时产生实质的效果，达到维护成长的目的。同时，很多国家的刺激方案未必能够实时产生效果，譬如美国联邦政府若投资经费于基础建设，最快也要一两年后才可能开始施行。

有意愿且有能力做到大规模实时有效的刺激经济，是使得中国模式在此次全球危机因应中受到肯定的地方。因此，必须要问的问题是，中国为何具有此项能力？为何能够做到？

中国中央政府在确定救市的方案之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相关单位的反应是立即的。地方政府都很积极提出相配合的投资及建设方案，并且快速推动实施。既然主要银行皆为国有，银行在得到中央救市指令之后，也配合放出大量贷款放松银根，使中国得以避免陷入金融危机时银行雨天收伞使危机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不致于陷入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而消解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

确实，此次危机最危急的时刻已过，紧急救市的作为所可能带来的弊端，包括高债务水平及投资不当等，开始成为被批评的对象。但这些其实都不是重点，在金融危机像漩涡一般向下急卷时，能够力挽狂澜是真实的需要，事后聪明式的批评并无意义。

中国的体制能具有这样快速因应危机的机制，必须承认其是部分源自于以往中央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中央由上而下的指挥体系并未完全解体，重要的经济政策任务的分配尚能由此行政体系来传达并得以实行。外界常以威权政治体制来解释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但实际上这并无解释力，因为在后进国家中，所谓的威权政治体制很普遍，其实是常态，但是极少其他后进国家能够具有如中国这般的行政执行能力。不过，本文在此无法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讨论。⑤

要指出的是，这些为救市而动用的制度安排，并非只是为了进行凯恩斯式的总体经济管理，这些制度安排其实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就存在，并且主要目标是为了经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具有能够在短期有效刺激经济的制度能力，是奠基于其平日推动长期经济发展的机制。确实，在过去30年中，中国总体经济曾经历过多次危机，尤其是在1990年代初期。不过，中国政府从这些经验中不断学习并攫取教训，在总体经济管理能力上，在促进长期经济成长能力上，已有长足的进步。此次因应危机的优异表现，其实是展现其在促进发展上享有的相对优势。

如果探究这现象（中国成功领导救市）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意涵，则必须说是我们应该要把"发展放回到经济理论中"。中国模式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后进发展的模式，而不是一个将世界经济从经济恐慌中拯救出来的机制。中国模式在后者的作用之所以特别受到注目，是因为西方先进国家近年来引领全球经济成长的作用，已经逐渐降低，尤其是在此次危机之中。因此，最终问题是中国发展模式，是不是一个好的发展模式。这牵涉到对中国式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优势与劣势为何，如何评估？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意涵为何？下文将试图就此点做些很初步的探讨。

中国式市场社会主义的优势

对经济理论来说，中国模式在此次危机中表现优异，可说有以下三点意涵。首先，其再次证实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价值，即自由放任下市场并不会永远自我修正，因而有需要由政府来调节总体经济。其他两项则与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发展理论及社会主义理论有关。格申克龙是二战后经济发展领域中结构学派的先驱，他乐观地强调后进国家在经济上的"相对落后"，有可能会诱发后进者以蛙跳(leapfrog)方式来超赶(catchup)西方先行者。

格申克龙强调"落后"的作用，认为因此"落后国家的发展途径，会和先进国有基本的不同"，这是因为落后者必须要超赶来缩小和先行者的差距。为了要超赶，落后国必须采用与先进国不同的制度来推动工业化，同时相伴随的意识形态也会不同。落后的程度也很重要。

他所建立的后进经济发展模式，是他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经济越落后，就意味着工业化相关条件，如基础建设、资金、技术及相关人才等，就越是缺乏。而他的贡献是给予"相对落后"一个关键性且正面的角色。后进国的发展并不是和先进国无关的，相反的，先进国既有的发展，不单对后进国显示了其发展的可能，同时也界定了两者间的差距。换言之，后进国工业化的潜在的可能机会，与其落后的程度成正比！先进国所累积的技术创新的存量，也随落后程度而增加。

奠基于他对诸多后进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归纳整理，他提出以下看法。落后程度越高，后进国的潜在可能与现实的距离及紧张度越大，推动发展的动力也越大。不过这紧张度必须超过某个程度，才可能引发实际的响应。因此，当发展的障碍排除之后，经济发展不会是渐进的而会是爆发式的产生。

他乐观地认为落后性可能会诱发替代性制度的产生，来取代后进者所缺乏的工业化的条件。譬如，在19世纪时，法国为了要超赶先行者英国，就发展出工业银行的制度，来为铁路及其他大型建设计划提供融资。随后德国发展出的银行更胜一筹，其与企业发展出密切地联结。当时的俄国则太过落后，资本太过稀少，以至于银行不可能吸引到足够资本担当融资大任，因此需要更为强势的制度──即国家，来推动工业化。

同时，落后的程度很有关系。落后差距越大，资本与所需的人力资源越稀缺，投资的风险越大，越需要把投资风险社会化，因而市场制度的替代机制会需要具有更高的强制性。换言之，经济越落后，则市场及其相配合的制度的发展程度也越落后，会需要越高强度的国家干预，来社会化投资风险，来促进发展。⑥

采取中央计划经济方式的社会主义，当然是最高强度的国家干预。不过经过苏联东欧经济的崩解，中央计划经济方式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实验。现已经很少人会再推崇这个模式了。

中国模式的成功当可作为格申克龙理论的佐证。因为中国政府向来高度干预投资活动，高度社会化大型投资风险，以促进成长。不过，就另一方面来看，中国模式与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仍有其相似之处。经济成长的方向，甚至具体的成长率标的，都可经由行政体系由上而下、由中央到地方传递下来。同时，除了要达成的发展指标外，地方政府也被授权寻求以各种方式来促进发展。中央政府实验以不同方式来减低软预算可能造成的问题，不过成效不一。

苏联东欧实行中央计划经济时间比较久，实施的范围较广且计划程度较高，同时他们在开放之后经济几近崩溃，有多年成长率甚至为负值，因此他们施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历史，已被认为是个完全失败的实验，也被认为证明了中央计划经济方式的社会主义不可行。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内，计划控制的范围比较有限、计划控制程度较低，同时比苏联东欧早了十多年进行改革开放，而改革成果则远优于苏联东欧。这成果上的差异，被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渐进改革法，优于休克疗法是改革的佐证⑦。不过，中国比较优异的改革成绩，对于中国施行中央计划经济是否完全失败，对于中央计划经济是否必然完全不可行的说法，是否有何引申的意涵？如上述，中国近30年来，经济持续成长的成绩已经受到肯定，但是所依据的发展模式，仍明显有过去计划经济的传承影响。这是否意味着新中国的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虽形式上以失败收场，或也奠立了一些对后30年相当有利的发展基础？包括重化工业的基础，也包括此次金融危机时赖以救市的中央集权行政机制？这应是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议题。

 中国式市场社会主义的缺点

 格申克龙在依据经济"落后程度"做出他过于乐观的、对落后国家发展前景的分析时，也就已经警告过这会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落后可以是优势，但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如上述，中国大陆中央集权及地方分权的经济政策体制，在这30年来成功地推动了经济成长，在近几年来成功地让中国不单度过金融危机，并担任起全球经济火车头的角色。但所有的事情都有其代价与风险。政府经由大型国有企业，较容易快速将投资风险社会化，推动投资与工业化成长。但这也隐含了政府如何管理国企的问题，如何确保国企投资的决定(entrepreneurship)合乎理性，如何督促国企保持竞争力，如何运用市场竞争的力量来监督国企，这些都是严峻的挑战⑧。尤其是这样的模式必须与时俱进，譬如，或许中等技术的重化工业较为适合此种模式，但高度竞争变化万千的高科技产业或许就难以适用。

落后程度越大，与先进国的差距越大，或许超赶的动机也越大，蛙跳式追赶的优势也越大；但同时也意味着这过程中不平衡的程度也越大，要付出的代价也越大。也就是说，在落后国家以蛙跳方式追赶时，蛙跳虽意味着其能跳跃式的运用最先进的技术与生产方式，但是其内部不平衡的现象也会越严重。譬如说，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是西方工业化走了很久、工资已经上升之后，所发展出来的工业与生产方式，移植到落后地区则会有提供就业机会不多的问题，并且与周遭环境有甚大的差距。以现在的话语来说，就是赶超过程越是高度压缩，社会上新旧并存差距越大，人们及整个环境必须要做出的调整幅度也越为巨大。

这就意味着，中国模式在推动成长上越成功，推动的速度越快，则不平衡的程度就越大，社会调整的成本也越高，永续发展的挑战也越大。首先，成长的果实若能够分布较为平均，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区域及族群之间，则必将有助于改善发展的永续性。此次金融危机也凸显了国内有效需求的重要性，即国内有效需求的成长有助于维续整体的成长。近年来中国大陆社会上及族群间的动乱，也更加凸显了改进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与急迫性。

经验显示，中国模式至今的优势，主要显现在推动经济发展及维持经济稳定成长上。但是矛盾的是，这方面越是成功，所需要做的调整越大，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及环境上的不平衡也越严重。中国模式是否能够带来永续发展，还有待模式产生进一步修正，来面对这些挑战，并找出因应之道。如韩博天（Heilmann）所指出，中国虽然在某些政策领域（如外贸等），具有优异的学习及适应能力，但在很多其他领域，这能力却相对落后甚或阙如⑨。这未来的发展会是如何，将是众所瞩目之事，对其他落后国家有重要实质的意涵，也应会是检验并推展发动经济理论的重要依据。

（作者单位：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注释：

*作者感謝A.H.Amsden教授、萬又煊教授、姚洋教授提供寶貴意見。英文版本曾刊登於Market Socialism,Chinese Style-Bringing Development back into Economic Theory,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0, 3 (3): 307-312，此中文版有再作修訂。

①Naughton and Yang(2004)一書的序言中介紹討論了崩解論，同時他們所編的這本論文集的書名就是"Holding China Together"。就在危機爆發之前，Pei(2006)的書名即為"China'sTrappedTransition:TheLimitsofDevelopmentalAutocracy".而黃亞生在他新書中則形容中國經濟其實是"...crony capitalism built on systemic corruption and raw political power."(Huang2008)。

②Martin Jacques在2009年出版的暢銷書的書名就是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③也可參考Hans Timmer(2010/3/10)在WorldBank網頁的Blogposting: http:// blogs.worldbank.org /prospects/can-china-become-the-engine-for-world-economic-growth. 

④關於這方面的討論並不多。觀察不同國家政府願意進行刺激方案到何等程度，應是個有趣的問題。譬如最近來美國經濟學者PaulKrugman就持續在他紐約時報專欄中，批評歐巴馬政府不願意進行進一步大規模的刺激方案，容忍美國失業率停留在接近一成的高位。最近來他此類的紐約時報專欄文章包括例如：2010/7/5,"Punishing the Unemployed"; 2010/8/20,"Appeasingthe BondGods";2010/8/27, "ThisisnotaRecovery";2010/9/6,"1938in2010";2010/9/26,"StructureofExcuses".

⑤關於中國在經濟管理政策模式上的學習與適應，可參考Naughton(2008),Wang(2009)以及Heilmann(2008).

 ⑥Amsden(1989,2001)對此理論提出對修正。她認為到了二戰之後，後進國在生產力水準上，與先進國的差距已經太大，無法以蛙跳方式一躍而上，而必須一步一步的學習，因而依據東亞經驗提出她的thelearningparadigm理論。

⑦可參照H-JChangandP.Nolan(1995)。

⑧可參照Chu(2010,2011),Nolan(2001)。

⑨Heilmann(2009)將中國政策模式稱之為「具前瞻性的修補」"foresighted tinkering"；亦即上層決策者追求長期廣泛目標，同時隨時搜尋並實驗創新的政策工具。但是，他也認為這模式是有缺憾的，因為地方性實驗是在階層式權力架構下進行。他認為應尋求重組社會契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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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H-J,andP.Nolan,1995. Europeversus Asia: Contrasting Paths to the Reform of Centrally Planned Systems of Political Economy,inH-JChangandP.Nolan(eds.)The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Economies, St.Martin,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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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Wan-wen,2011,HowtheChineseGovernment Promoted a Global Automobile Industry, IndustrialandCorporateChange,20(5):1235-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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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lmann,Sebastian,2008,"Policy ExperimentationinChina's Economic Rise",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43,1:1-26.

 Heilmann,Sebastian,2009,"Maximum Tinkering under Uncertainty: Unorthodox Lessons from China",ModernChina,July,35(4),45-462.

 Huang,Y.S.,2008,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cques,Martin,2009,When ChinaRulesthe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NY:Peng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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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an,P.,2001,China and theGlobalEconomy: National Champions, IndustrialPolicy,and the Big Business Revolution,NY:Palgrave.

Pei,M.2006,China'sTrappedTransition:The Limits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P.

Timmer,Hans,2010/03/10.CanChinaBecomethe EngineforWorld EconomicGrowth?WorldBank blog:blogs. worldbank.org/prospects/can- china-become-the-engine-for-world-economic-growth.

Wang, Shaoguang, 2009,"AdaptingbyLearning: TheEvolutionofChina'sRuralHealth Care Financing", Modern China,July,35(4),pp.37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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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可以有但还没有的中国模式

作者： 华生  2010年4月2日 《经济观察报》

今天讨论的是中国模式，我的观点很简单，我认为中国模式用时髦的话就是可以有，但是现在还没有。目前最多可以说中国正在探索一条道路，寻找一个途径，但这还不能称作是一个模式，因为它还不清晰、不定型和不稳定。所谓模式相对来说是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框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乃至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复制。通常我们讲的模式大概都是这样。如果要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现在中国模式还不存在。

首先从经济形态上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形态从单一的公有制变成混合所有制，但是现在仍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各种所有制分别占多大的比重，公有的资产、股份用什么形式管理，大家都没有共识，这从媒体上的不同声音也可以看出来。目前就总体来说，混合所有制只是一个过渡的状态，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或者模式。可以说整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其次在政治体制上也是一样。我们以前那种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一些变化，但是目前还没有寻找到或者说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内在平衡和稳定运转的政治制度。超越意识形态来说，政治生活中还缺乏公开透明的规则，包括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内也没有建立起可以规则化操作的制度。有的只是原则，如民主集中制，但原则没有程序和细节不好操作，所以它不稳定。它可以操作成毛泽东时代的那个方式，所有人形式上都举手同意了，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体现的只是个别人的意志，也可以操作成现在有的人说的实质民主，据说还减少了不少麻烦，但是没有人保证能操作成什么样。所以今天的制度从政治形态来看还不是一个稳定的模式。

最后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看也是一样，我们原来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跟现在的经济现实、社会现实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么多的思想和道德的混乱。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认为有什么中国模式或者是北京共识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模式和共识还没有形成。但我还是乐观主义者，中国模式可以存在和探索，我们不一定要抄别人的路，你想抄也不一定抄得来。我不赞成另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现在的成就不值得一提，不过是向西方靠拢的过渡步骤，这样所有的研究都没有意义。我不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中国毕竟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现实的状况。而且过去30年实践确实也证明了中国人可以走出一个相当成功的道路，过去30年中国的发展确实比过去几百年完成的跨越都大，全世界都为之瞻目。所以如果说这其中没有自己的价值，没有成功的地方，没有值得总结的东西这个我是不赞成的。但是如果真想走出中国模式来，还需要做非常大的努力，从经济、政治到文化。

我们自己这些东西本身还没有定型，这样就充满了多种可能性，可能走出自己独特的实现现代化和公平正义的道路，也可能不以有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走向西方的道路，也可能是走向某种专制或者混乱。因此目前的状态还构不成模式。模式基本的框架比较稳定，例如历史上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皇权制度是一个模式。分散的小农结构和皇权专制存在相互依赖性，而皇权的运作规则很清楚，是可以操作的，继承人是皇帝的儿子，不是的人就不符合正统。当然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回到我们的模式，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现在还是不清楚的。主张它的人和反对它的人在这方面的思想都是非常混乱的。我们现在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中提炼出可以操作、可以支撑住的东西。

深入一点说，经济是基础，前面我们提到混合经济，是说有强大的国有企业，还有相当发展的民营经济。这个方面现在大家分歧很大，公有私有各自的边界和功效是什么？是不是有稳定的状态？国有经济到底怎么搞？现在央企强大，功能很多，出现了央企国家化，地方政府企业化的倾向，许多搞得很有声色的地方也是政府企业化最严重的地方，这个方向对吗？国家指挥企业这种形式从经济改革的方向来说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经济改革的起点就是政企分开，政企合一就变成了走回头路，最后肯定走不出去。

有人说，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模式已经有了，就是股份制。股份制当然很好，对国企改制也起了重要作用，现在这项改革也还没做完。但股份制到最后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国有股份、国有资产的代表是谁，怎么管理，这个问题没法回避。因为只要国有股份、国有资产还存在，最后总有一个这块资产的代表和管理问题。现在国有大型企业大部分都搞了股份制，大家还是把他们称为国企，还是有很多不满意，问题就在于股份制只是往前走了一步，还没有解决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在1980年代初刚提出股份制时就被注意到了。那是1985年，我们写了篇报告，提出“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后来发表在《经济研究》上，还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报告提出要搞资产经营责任制，国有资产要有唯一的产权人代表，用市场化方式、用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几十个部委在管国企。我们当时建议成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建立国资系统作为出资人。我记得这件事汇报了好几次，当时国务院几个主要领导都在，总理问我了，你说要搞国有资产管理总局，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现在有财政部，把财政部的钱放到国资总局那里去，只是把钱从我的一个口袋装到另一个口袋，意义何在？议论了几次，最后定不下来，领导同意我们先去试点，跑了很多地方，沈阳、武汉、重庆、南京，当时那种方式也很奇怪，中央也没有文件，谁思想开放谁就支持你试点，当时是这个模式，过了两年才成立国资局。但比我们原先提的低多了，是一个研究部门，并没有真正管资产管企业，这样直到2003年才成立国资委。当时也没什么人太注意它，就是又多了一个部门，现在很多人开始埋怨说这个国资太厉害了。

我们今天的条件和20多年前比确实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国资产管理体系看，甚至还远未达到我们当年的设想，存在着众多问题。中国模式要在经济上有突破，恐怕要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出资人制度上锐意改革和创新，因为只有这个不是搬别人的，是自己独特的东西。

有人说，搞什么国资改革，私有化不就完了吗？问题是私有化得益的绝不会是老百姓，而是权贵和已经先富起来、有资源的各界精英。

我在接受采访时讲过，现在盯住国有资产这块肥肉的人太多了。那几年搞民进国退的时候，用MBO（Management Buy-Outs，管理者收购）的方式，无非是让近水楼台的人一夜暴富，成为真正的老板。后来大型企业不过是没让继续搞，否则现在也全是私人家族的了。这个诱惑力太大了，盯着这个资产的人从官到商很多，可以说是垂涎欲滴，但这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这不是给老百姓造福。如果全盘私有化，能得手的恐怕不是官员背景也是有关系、有渠道或者用钱铺出路子来的人。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也跟着喊，不知道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我们现在的讨论有共识，也有分歧。秦晖教授写的文章我很注意，体会很多，也学了不少东西，但是在中国模式的问题上我有几点不同的看法。

一个就是他分析的西方民主制度有其自身的问题，但本来还可以自我校正和运转，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有我们这样低人权、低福利国家的竞争本来是不会出大问题的。但其实从他刚才说的左派右派都是想讨老百姓的好，左派上来讲高福利，右派上台讲低税收，都不去讲大家不爱听的降福利和加税收，这样没有外力，也容易出现问题，不光在于全球化，因为我们这些国家造成的。

第二，我认为现在失衡不能主要归结到中国劳动成本低，人权福利低，因而竞争力强。美国人消费过多大量借债实际上并不主要因为中国人的高储蓄，日本借给美国人的钱跟中国差不多，不能说日本也是因为低人权低福利才积累储蓄吧？美国的借债主要是三大块，一块是石油美元，一块是像日本、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大量外储，第三块是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竞争能力比较强，外汇储备较多。因此，把美国的危机主要归结为我们的低人权低福利竞争，从这个逻辑上我觉得不是太通。

    第三，我们现在讨论的中国模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模式，是改革开放30年逐步形成的一个格局。这个格局我觉得跟刚才秦晖教授讲的是相反的，这30年是不断在既增加自由也增加福利，这才是我们大家的兴奋点所在。应该说前20年主要是给经济自由，通过经济自由来改变我们太落后的状态，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增加福利方面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尽管还远远不够。

我们的共识是现在这个模式确实还有问题，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现在需要的是去争取一个好的结果。

我不太赞成过度的渲染，比如特权，我认为政府权力包括特权这些年来是在逐步受到限制。有一些领域可能是在扩大，但是总体上是在受到限制和缩小。这就是社会进步。反过来说，政府和官员的特权有问题，私人资本的贪婪就没有问题了？不用说在法治薄弱的中国，美国的华尔街仍然不断出事。俄罗斯共产党垮了，社会主义也不搞了，仍然有个政府权力和私人资本寡头的力量平衡问题。中国的情况就更特殊一些，因为我们走的是一个强势政府主导型的追赶模式。

刚才秦晖说到官员特权，说今天的官员可以用权力谋利，这就比毛泽东时代还厉害。我觉得对这一点要分析。毛泽东时代是没有什么官员个人贪污受贿。但当时的干部队伍的制度特权很大，不说干部的政治地位，其经济地位、物质待遇可以说在当时普遍贫困的社会中是处在最优越之列。而今天的官员即权力精英们，他们由制度界定的经济地位已经远远落到市场经济中各界精英的后面，有很大的相对落差和心理失衡。当承担着重要社会职能的官员的正式经济收入从而社会定位受到动摇的时候，这个社会是稳定不了的。这是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不赞成过度地夸大我们今天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国企的存在造成了垄断、寻租和特权，认为把国企取消、国资分完了就好了。其实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句，国企在相当程度上大大缩小了我们的贫富差距。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搞私有制只会造就私人家族寡头。如果中国移动、中国石油等都是家族的，在所有权这块贫富差距自然会惊人的扩大。第二个扩大是经营者的收入，现在说国企领导者的收入太高了，拿个几十万，一百万，但其实只要改制，增加10倍算是少的。现在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的高管工资只是中小股份制如深发展银行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如果是市场化，高管人员的薪酬肯定几十倍的增加。

有人爱谈权贵资本主义，其实看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就知道，中国还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权贵资本主义。但如果私有化真扩大到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这些央企头上，那中国就一定是权贵资本主义了，因为国家所有的主要资源都已经掌握在个人和家族手里，政府也要依赖他们。那时，官商勾结乃至官商一体、公权私用就会真正普遍化、主流化。

我认为当前的难点是改革开放30年了，原有的发展模式走不下去，但新的出路对中国人来说还并不明确。现在简单地从某一个角度的极端诉求，可能进一步动摇现在这个方向尚不明确、本身的基础已经非常不牢固的现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家是希望中国的经济继续高速成长，改革开放以来自由和福利都在同步增长的状况再持续20年到30年，这对中国才是最好的出路。我想，我们讨论中国模式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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