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胡鞍钢 2010年7月5日人民论坛雜誌
当今中国社会主题已经是“转型是硬道理”，已经从“加快发展速度”转向“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转型的内涵已经由经济转型扩展到社会转型
十个关键词描绘“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以上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
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当时被称之为“进步时代”，同时也被称之为“最坏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 阶级矛盾冲突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过程。
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或者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例如，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数十年来，他们都未能跳出这个陷阱。
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这一经济发展模式是由要素驱动的，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由于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比较容易实现一段时期的高增长。
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这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顺利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阶段是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表现为知识和技术创新驱动，生产要素高度空间集聚，产品高附加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中国从1995年之后就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 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是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尽管中国一直保持政治稳定，但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以治安案件数、刑事犯罪案件数为例，从1990年以来都是持续上升的。
实际上，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这充分表明，党中央早已充分意识到我国目前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是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系的，也是与当前阶段的发展特征紧密联系的。对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治国方略。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挑战—应战”模式，也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
当今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这其中既有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的外因，也有中国内部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缺陷的内因。但总体上来看，中国从1978年之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31年时间保持了GDP年均增速达9.8%的记录，经济增长速度已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7%，4年(指2006-2009年)已累计完成“十一五”规划预期目标的104.6%，即中国已经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增长目标。 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是G20国家中三个经济高增长的国家之一(印度为6.5%，印度尼西亚为4.6%)，不仅实现了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而且也促进了亚洲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复苏。
经济增长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有个适宜的增长区间。就中国基本国情而言，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从中国的经验来看，8%—9%的经济增长率是适宜的，而一旦超过10%，各方面绷得很紧，偏离了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各类代价极高，既得不偿失，又难以为继，其中2002-2008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因此，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从我们(第三方)独立评估来看，“十一五”规划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也没有实现，反而问题更突出，这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
当今中国社会主题已经是“转型是硬道理”，已经从“加快发展速度”转向“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转型的内涵已经由经济转型扩展到社会转型。加快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十几亿人口的经济和社会净福利最大化、各类发展成本最小化，要作为“十二五”时期中国发展的基本思路。这就有赖于我们主动解放思想，破除新教条主义论(如增长就是硬道理)，破除GDP盲目崇拜论，破除唯经济论。
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以下四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国际原因。当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30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四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及时地发现“陷阱”，准确地识别“陷阱”，智慧地避开“陷阱”。
转型期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
我们要看到，中国经济改革得以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面对一些严峻挑战，每每能够做出富有成效的应战策略。1990年代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案例，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
当今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从经济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的发展转向高水平发展，从低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不公平发展转向公平发展，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西方的民主引进来。这似乎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个自然结果。这个时期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都解决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开始出现民主诉求。政府要回应老百姓的诉求，主动或者被动地民主开放，因此容易形成所谓的“民主高潮”。但是，一旦任由这种民主特别是“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就会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
我们看到最近泰国的“民主运动”，如何发展到“民主乱象”，这意味着以搞“民主为中心”，其结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现代化必须在长期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既能促进现代因素发展，又能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减小社会动荡。
我想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无论是党中央，还是人民群众，都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智慧，中国绝不会误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CHINA’S LEADERS ARE usually shy of telling things as they are, but the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put it bluntly when he described China’s economy in 2007 as “unstable, unbalanced, unco-ordinated and un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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